［中图分类号］K264.39;D69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4-0090-10 从193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全国有11省积极响应，共有20个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经过四年的实验，以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省邹平县与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的实验各具有特点，成就较为突出。迄今为止，史学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研究视角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方面，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汝东、李志惠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吴相湘的《晏阳初传》（台湾，台海出版社1994年版）和马东玉的《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等；刘海燕的《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1年第一期）虽论及县政建设，却只局限于具体原因的探讨。对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问题，尚未触及。本文略去了对具体史实的过多罗列，更多地关注于整个运动过程前因后果的系统探讨和它对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 一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常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四面楚歌之中”[1](p71)。南京国民政府于此时发动县政建设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天灾人祸不断，农村经济濒临崩溃。近代以来，由于文化和社会权威阶层流向城镇，乡村社会出现了文化荒漠化和政权痞化的现象，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落伍，缺乏现代化的动力；加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连年的军阀混战和不断的水旱灾害，乡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局面。20世纪30年代前后，情况更加恶化。首先是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衰落的乡村经济雪上加霜。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不久，西方就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设置了贸易壁垒，同时利用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各国的商品倾销更造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受阻，价格猛跌。以米的输入为例，据海关统计，1931年输入12820801担，1932年为26841203担，1933年为25912944担[2](p121)。在价格上，1931年，洋米平均每担比国米低0.22元，1932年低0.84元，1933年低0.26元[3](p35)。由于洋米比国米便宜，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引起了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据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报告计算，上海各种粮食1933年11月和1932年11月的价格比1931年同期平均下降26%。这三年来棉花的收获量虽逐年上升，比1931年分别增加了8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其价格却分别下降了1%和19%。在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面前，中国农产品的输出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1931年中国农产品为4亿2千1百万元，1932年比上年减少了1亿6千8百万元，1933年又比1932年减少了1千2百万元[4](p825、826、827)。其次是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战争的频度更高，规模更大，在1927-1930年的3年间，动员有10万人以上的内战多达30次。到了1930年春，更是酿成了有百万军队参加、战线绵延数千里、持续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严重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随着混战而来的苛捐杂税和兵匪横行，使农村的生存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爆发的自然灾害影响范围更广，损失也更惨重。据文献记载，1928-1929年，冀、豫、陕、鲁、甘、热等省大旱，灾民达5千余万；1931年夏秋之际，华中、华东16省江河泛滥，仅皖、鄂、湘、苏、浙、赣、豫、鲁等八省386县的水患重灾区经济损失就达22.8亿多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关、盐两税收入的5倍；[5](p230-231)在空前的天灾人祸打击下，中国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工商业，使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蒋介石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如何应对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以增加对乡村资源的占有，是国民党政权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动因。 其二，内忧外患不断，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东北易帜以后，日本并不甘心对东北控制利权的丧失；尤其是20年代末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使其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31年秋和次年初，日本趁中原大战方靖、中国国防空虚之机，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不足三个月就全部沦陷，淞沪停战更是签下了屈辱之约。东北是中国的资源宝库，失去了东北，使蒋介石政权失去了一块重要的资源集聚地，扰乱了中国人口和商品的正常流动。同时，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的野心更使蒋介石政权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内忧方面，对农村的控制不力一直是国民党政权的一块心病。1927年以后，国民党建立了南京政权，并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其统治基础主要在城市，农村一直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其在农村推行的所谓“县自治”体制也因制度设计不合理、乡村精英势力的痞化而蜕变为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专政，乡村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例如，1932年11月1日，江苏扬中人民就自发反抗国民党苛捐杂税，万余农民举行暴动，烧毁七户恶霸地主的房屋。12日，该省睢宁县七百多农民又因增加田赋，举行抗捐示威，捣毁了区公所。[6](p460)这种自治体制的推行，“所得结果，与中央及全国人民之所期望，不啻相差百倍”[7]。同时，在大革命中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当时的革命形势，逐渐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集聚革命力量，根据地遍及鄂豫皖赣等省的广大农村，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本已十分薄弱的乡村统治基础。另外，在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平教会等一些乡村教育团体和梁漱溟等一些既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又反对共产党阶级斗争革命方式的乡村改良主义者也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工作。“各种乡村建设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3](p108)，乡建派逐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成为国共两党农村阵地的争夺者，尤其是执政的国民党，把这种乡村建设运动也看成是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潜在力量。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压力，国民党政权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巩固其统治的基础，这也是其发动县政建设运动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社会历史背景，蒋介石政权认为：“国人深知非安内无以攘外，非充实国力，无以言抵抗。安内也，充实国力也，非安辑地方，培养元气，则仍流于空泛。”[8](p39)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乡村控制，消弭土地革命，并增强其资源占有效能，国民党政府“受着这种种危难之刺激，深觉民族国家的复兴大业，应从‘庶政’改革入手，而改革庶政的基础，是在于为‘政治骨干’的县政建设”[9](p71) 。这样，在“完成地方自治”的口号下，于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县政建设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