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1-0069-09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研究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时，就曾谈到胡适，以后研究近代思想文化时，也多次涉及到胡适。但我并没有对胡适作过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由于受到那时批判胡适的影响，即使在正面肯定或有所肯定时，也要指出他的改良主义倾向，或是实用主义，予以批评。其实改良就是变革进步嘛！实验也是必要的，总比不实验，只凭主观推测要好些吧！三四十年过去了，回顾那时的研究，有不少问题确实值得重新思考或再认识，我这里只是就若干问题概括谈谈现在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并请批评指正。 一、文学革命问题 胡适“暴得大名”，是在新文化运动中。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那就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他并对这“八事”作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分析其意义。他认为：“文学，随时代之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之文学”，决“不能模仿古人之作”，不能专用古典对仗，陈词滥调，八股教条。他称赞《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作。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他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认为这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能阻挡的，应该顺其而行。新文学应该“有志气，有理想”，鼓励青年奋发有为，“服劳报国”。决不能日落见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那只能是悲伤叹息，并没有出路的。这些主张和分析论说，对旧文学和八股老调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可以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再加上他用白话写作诗文，出版《尝试集》，影响很大。 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他说：“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并将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联系起来，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社会文学。”他还指出，那些旧文学其形体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乃个人之穹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皆非其构思所及。所以，欲“革新文学，革新政治”，就必须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推倒这些陈腐的旧文学，建设进步的和适应现实生活的新文学。由于这种坚定的支持和发挥，使文学革命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胡适从《新青年》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便立即致信给陈，表示“快慰无似”，对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同时也认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甚愿与国中人士讨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回信说：“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胡的两封信在语气上是有所不同的，也反映了他们的不同性格，但在文学革命这个基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陈独秀称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胡适以后则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至少要“推迟10年”。他们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持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从而使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从事实来看，胡适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这是无疑的。我们过去却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而予以批判或贬低，只承认他是文学改良和主张白话文，否定其文学革命。其实还在1916年10月，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最早提出“八事”时，就将其中五事称为“形式上之革命”，三事为“精神上之革命”，不但提倡白话文，还主张文学的思想感情都要反映时代的要求。他说的容他人之“匡正”，那也主要是展开讨论，扩大影响，逐步发展。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又将“八事”进行了调整或改变些提法，改为“八不”，亦称“八不主义”；并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中既讲文学写作的方法，更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代要求、时代精神，要创作“有生命”、“有价值”的“新文学”、“真文学”，是颇有道理的。后来在《文学革命运动》的文章中，他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均有所回顾或阐发，比较客观。 本来在20世纪初，中国已出版不少白话报刊。如宁波白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直隶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钟声白话报、上海白话报等。我们在编写《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时，曾作过一个统计，那时出版的白话报刊有一百多种，起过积极作用，但影响并不大，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只是到《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并与文学革命、伦理革命相结合，指责旧文学和八股教条的害处，引起或制造（如“王敬轩”来信的“双簧戏”，即钱玄同化名来信攻击，刘半农回信反驳）争论，才发生广泛影响，迅猛发展起来。《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用新式标点，新创办的学生刊物亦如此，随后应用文与学生课本多改用白话，使用新标点。这当然与胡适的提倡，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还有鲁迅的“呐喊”，互相配合与发展分不开，而且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保护有很大关系。这都是应该看到的，也可以说是时代之所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