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备战工作的研究与认识越来越客观和深入，但也还有一些问题尚没有充分地展开讨论。本文欲以翁文灏为中心，对南京政府抗战前的经济备战工作略作考察，希望有补于抗战史研究。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翁文灏为中心，是因为翁文灏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的主要负责官员之一；另外，从一个人物的角度切入研究，使视点比较集中，或可免于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的偏颇。翁文灏(1889-1971)，宇詠霓，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民国初年自欧洲留学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等职，率领中国地质学家取得了“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担任过国际地质学大会副主席，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从1932年南京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时，即以秘书长身份介入工作，并从1934年起任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国营工矿事业（主要是国防工业）建设，直至1938年出任行政院经济部长，自始至终参与了抗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备战的核心工作，且在组织领导方面贡献颇多，影响重大。 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是：从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到1938年初经济部成立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此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资源委员会时期。 当然，由于角度选择的局限，本文所述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主要考察的是工矿业建设，不包括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内容，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经济备战中的政策，二是实际实施的情况与客观效果。 一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 有人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是从1935年开始的。（注：袁素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及局限性》，《北方论丛》1997年第5期。）笔者认为，至迟在1932年11月成立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The 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之时，就已经标志南京政府开始着手抗战准备工作了。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南京政府于1932年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冬，又于蒋介石任参谋总长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下，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注：该会并不公开，对外仅以其所在地南京三元巷二号自名“三元巷二号”。）该会由蒋本人亲兼委员长，翁文灏以地质调查所所长身份受邀出任秘书长，时任蒋介石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则以副秘书长名义，在南京主持具体工作。蒋介石在给国民政府备案呈文中称：“值兹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画，从事建设。”（注：《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湾“国史馆”1984年编印，第16页。） 当时规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职掌为：“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注：《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湾“国史馆”1984年编印，第18页。）除行政院各部会负责人均为当然委员外，该会另聘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学者专家40余人为委员，分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7个小组，由该会提供经费，从事国防调查与设计工作。受聘担任该会委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丁文江、曾昭抡、陶孟和、刘大钧、钱昌祚、杨振声、蒋梦麟、王世杰、胡适、蒋廷黻、何廉、沈宗瀚、张其昀等，以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顾振、张嘉璈、徐新六、吴鼎昌、吴蕴初、范旭东等，均为当时国内一流学者和实业家。此外，历史学家傅斯年等学者，虽未接受委员聘任，但也积极参与了该会的工作。（注：见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该会还在秘书厅内设专员室，由翁文灏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联系并聘任了更多的技术专家为专门委员，从事与国防有关的具体研究工作。如，据翁文灏致钱昌照函称：“北平有若干物理学家与化学家，颇热心于国防研究。例如王守竞，现做枪弹速率的试验。清华高宗熙，现作烟幕弹的研究；叶企孙、吴正之（注：吴有训，字正之。）近拟议……在河南兴办一研究兵工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彼等皆甚愿与设计委员会合作，或可选聘一二人为专门委员。”（注：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翁文灏在另一致钱昌照函中称：“平津专门委员为数不少，弟拟分组请客，藉可具体商谈。明日请化学家及燃料专家。”（注：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4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 准备抗战，成为当时朝野合作的基础。南京政府也正是利用了对日抗战这个议题，方能够吸引如翁文灏这样国际知名科学家，以及其他如此众多学者专家参与政府主持的工作，甚至出任政府职务。“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注：胡适：《〈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这也是这些学者专家可能与南京政府合作的唯一议题。翁文灏承认：“中日本来应该相互亲善，则事至今日，只有坚决的抵抗，方能取得发言的地位。”（注：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3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廿八全宗，第18733卷。）甚至也正是由此开始，以北平为核心的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逐渐改变了对南京政府的批判态度，转而提出实行新式独裁，以尽快组织国内力量，迅速发展经济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