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2-0089-04 1919年秋，章士钊先后在上海、广州、湖南、杭州等地的大学中宣扬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在舆论界、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新文化人士对他的言论绝不能等闲视之。而且当时社会新旧规范混杂的状态，也使新旧问题成为时人的一个思想焦点，因此，又有一些人也借机发表对新旧的看法。这样，1919年末1920年初，各大报纸上就新旧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新旧调和论的社会反应，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注：如丁伟志先生的《重评“文化调和论”》（《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邹小站先生在《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中也有论述。）但多侧重于其受批判的一面。笔者想考察批判以外更广泛的社会反应，以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 一 章士钊运用了斯宾塞社会进化过程中新旧杂糅观点，来论证调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斯宾塞曰：‘……特世变矣，而新者未立，旧者仍行，则时行，设图新而尽去其旧，又若运会未至而难调，此所以常沿常革，方死方生，孰知此杂而不纯、抵牾冲突者，乃为天演之真相欤？’斯氏之言，即所著调和精要也。”这就是他新旧调和必然性的主要哲学依据（注：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据此他提出，宇宙的进步如两圆台体逐渐分离，当其乍占乍脱之时仍是新旧杂糅，“此之为调和”（注：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而且他认为从实践角度来讲，提倡调和也具有合理性。因为社会上的情感、利害、嗜欲、希望决难统一，“为施行之便利计”，“当旧者将谢而未谢，新者方来而未来，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与舒其力能寄其心思，以为除旧开新之地。不然，世运决无由行，人道或几乎息”（注：章土钊：《进化与调和》，《甲寅周刊》第1卷15号。），如一意绝旧图新，不但事实上绝不容许，而且容易感召旧势力，使之复生，反而不利于新思想的传播、实施。 对于章士钊的言论，参与讨论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调和”这个观点，却并非简单地一概“否定”了之，而是在“调和”的时机、“调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以及自然调和与人为调和等问题上有更复杂的看法。张东荪第一个与章士钊公开商榷。但他虽然反对潜变的调和，却赞成突变后的调和，“潜变是不能调和的，调和潜变便是消灭潜变。但突变以后可以调和”（注：张东荪：《突变与潜变》，《时事新报》1919年1O月1日。）；而且他也不否认新旧有共存的必然性，以及部分新旧道德有相同之处，“共存就是两个东西同时存在，这两个同时存在，却不是调和，……至于相同，譬如说旧道德主张克己，与新道德主张利他是相同的，但相同不是调和，因为只要取新道德就够了。”（注：张东荪：《答章行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2日。）只是他不将之称为调和，而是提出了人为混合与自然融合之别，并反对甲乙人为的混合。 陈独秀和胡适虽否认调和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也承认了它的必然性。陈独秀反对把调和当作主观的故意主张，认为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是人类惰性的作用，为了破除这种惰性的阻力，只有更加努力地向前。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结果不过二元五角”（注：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他之所以有这个比喻，正是因为他承认了调和是客观的自然现象。就在同一期杂志上，胡适也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思路和陈独秀的极其相似，即承认调和的必然性，否认它的合理性。“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而多数人至多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虽然认识到了调和为进化的真相，但新文化人士仍坚持反对调和论，原因正如止水所讲的那样：“假定社会进化底‘情状’和‘法则’就是曲线抛物线，然而主张文化运动底，却不能不认定一个理想底中心作‘直线’运行，若不然，那就只有自然底法则，没有人为底运动了，那还有什么‘社会进化’哦！”（注：止水：《〈止水君疑新旧调和论的研究〉·附志》，《晨报》1919年10月8日。） 有讨论者既承认调和的必然性也承认调和的合理性，但却不赞同人为的调和派存在，而主张自然调和。梦良认为，旧社会的现象在经过新派的攻击和旧派的清理两番淘汰后，只剩下了有存在的价值纯粹分子，可以与新的并行不悖，并行不悖便是自然的调和。而调和派“所期的效果，也不外等于自然调和的效果，或尚逊于自然调和的效果……并且先有此‘调和论’，反可以为‘自然调和’的防碍……所以无调和论的存在”（注：梦良：《“自然调和”与“调和论”》，《晨报》1919年10月19日。）。一位署名春禄的论者也承认调和的必然性，因为甲时代的国性民情的特性，一定遗传几分下来为乙时代的中心所吸收进去，只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任天则的办法，不是我们人力所可以勉强做到底”（注：春禄：《止水君疑新旧调和论的研究》，《晨报》，1919年10月8日。）。 有讨论者不认同章士钊的调和界定，而另为调和下定义，但同样承认调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管豹把自身无适当权衡的调和称为盲目的调和，他提出了自己心目中调和的内涵，即，无论对于欧化还是国粹，应该“一方当抱持续历史与顺应环境之态度，一方尤须有刷新历史与改造环境之精神”，寻求真理之所在，并加以消化作用，“始足以适应吾人之实际生活，始得成为吾人之所有”（注：管豹：《新旧之冲突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朱调孙批评章士钊对调和的界说不明晰，认为调和二字的界说，“决非两党利害相反因不得已而互相容让忍受、不问是非的妥协，乃是合人类智性的要求，将环境上所能搜集之有关事实，佐验参证，体贴入微，然后于每一思想中采取一定成分，造成一统括事实的臆说”。但他的界说实际上与章士钊调和含义中的一部分非常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