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2-0043-05 胡汉民，作为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之一，对国民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其在1928-1931年参加蒋介石国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积极反共，大陆史学界在提到其时，总是冠以“国民党老右派”或“反动政客”之名而否定之；在台湾，因胡后期反蒋，出于为尊者讳之考虑，对胡未予确切评价。20世纪70年代后期，史学界先后出版和发表了《胡汉民》（周聿峨、陈红民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陈红民，《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1928-1931年的胡汉民》（席富群，《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一批著作和论文，对胡汉民的抗日思想、政治思想及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研究，拓宽了胡汉民研究领域。在台湾，研究胡汉民的论著也相继问世，主要有：蒋永敬著《胡汉民先生年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成台生著《胡汉民的政治思想》（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等。在这些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胡汉民立法思想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胡汉民立法思想作一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任命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12月5日，胡偕由国民政府任命的49名立法委员就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立法院院长。从就任立法院院长，到辞去这一职务，胡汉民虽在任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却在中国现代立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立法院院长任上，胡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和社会需要，提出了系统的立法思想。 （一）关于立法用人思想 胡汉民认为应按照标准，惟“革命”惟才是举，遴选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为立法委员的人选确定了标准：曾为党国效忠，在革命过程中，未尝有违背党义之言论行动，而于法律、政治、经济有相当之学识经验者为合格[1](p218)。1928年10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委员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2](p90)。在筹组立法院时，胡汉民严格按照上述标准行事，或是学有专长的法律人才，以堪任高质量立法之任务；或是有为国民党奋斗的历史，所立之法有助维护国民政府的稳定。虽然立法委员的任期仅为两年，但不少人还是心向往之，跃跃欲试。蒋介石的谋士、政学系的杨永泰为谋取这一职位就碰了一鼻子灰，胡汉民义正词严：“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3](p298)胡汉民还曾这样解说他用人的标准：国民政府各院部，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可以兼收并蓄，甚至学有专长的外国人，也可以请他做顾问；用人的人，不能以地域为标准来用人。他接着举例说：我是广东人，然而，我用人，并不限于广东，也从不敢说中国惟有广东人，才最有才具，最可以用。[4]（胡汉民：统一与分裂，第118期）这一用人思想，就为高质量的立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与西方国会不同，国民政府立法院仅仅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立法机构，立法委员实行任用制，不像西方国家代议制议员代表不同的职业和团体，不具有三权分立下国会所享有的制衡作用。胡汉民对这一设计颇为满意：“训政时期是以党训政，是以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而以治权交给政府。立法院为政府的一部分，从党里接受了立法一部分的治权来，自当直接代表党去立法。本院一年以来，惟其各人不如国会议员有那样各别的代表的背景，所以免去许多纠纷，而工作也不如它那样怠慢。”[5](p521) （二）立法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胡认为：“中国现在立法的精义，一是不能离开整个三民主义，二是不能离开由三民主义所产生的国家组织。”“离开三民主义便不能立法，这是根本的要点。”[5](p386-387)他对其任立法院院长以来的立法作过这样的评价：“我们所立的法，原都是根据于总理的三民主义。”[4]（胡汉民：民法精神，第77期）在他看来，法律存在，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它必须是为一定的时代而立的，时代需要某种法律，它便能成立，时代不需要它了，它便要改变，或且要废弃；第二，它必须是为一定的领土范围而设的，在某个领土内，它是生效力的，出了这领土的范围，它就失了效能了；第三，它必须是为一定的事实而设的，世界没有支持一切事实的法，也没有只可适应于一个普遍法律的事实，所以只有某种的事实，才生出某种的法律。将这三点概括地说，时间、空间、事实，是法律所赖以存在的条件。”他认为这三方面的条件在当时和三民主义密切相关：“论时间，现在是革命到了训政时代，要立法，当然就是为训政时代三民主义实行的计划和方略而立法，这就是一方面要把旧时不适用的法律革除，一方面要把适于新时代的法律定出来。”“论空间，我们现在是要在这个旧社会、旧制度崩坏了的中国造起新国家、新社会，所以要立法，当然就要准据我们建造新社会、新国家的图案——三民主义——而应合中国现实的情形来立法。”“论事实，则我们现在所迫切的需要，是要谋人民生命财产之保障，然后社会才能安定；要确定国家和人民责任义务之分际，然后民族才算有组织；要使社会的经济利益能在平衡的保护和鼓励之下得以发达，然后民生才算有解决。”[6](p387)作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曾为宣传三民主义作出突出贡献，故而，在由他设计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里实践三民主义，奉三民主义为立法圭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今天所不应苛求于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