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队伍，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美国、俄国和日本都是处于前卫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关这些国家的研究状况，已有不少的专著和论文进行了评述。但是，对除这三国以外的国家研究中共党史的情况，我国学术界关注得却不够。事实上，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早已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由于中国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由此而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引起了这些国家中国学专家的普遍关注，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成果斐然。鉴于我国学者对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关注和评析较多的情况，本文特对除此三国以外的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在90年代以来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进程、研究特点、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总结与评析，以期对关心这一方面研究的同仁们提供相关信息。 一、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考察 （一）英国 英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这些学院及其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9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机构仍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主要组织。如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此外，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也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所，英国中国学研究会等学会也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研究队伍虽人员数量不多，但其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却在除美国之外的英语国家中位居前列，在这些成果中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1960年创办的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份刊物《中国季刊》，至今仍是我们了解英国及西方国家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主要窗口和渠道。近年比较活跃的学者有格利格尔·本顿，他是英国中国学界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工作过，会说流利的汉语，以前曾在英国的利兹大学任教，现在英国威尔士的加第夫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二）法国 法国虽然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中国学专家纪业马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才得以进一步展开。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主办的、在香港发行的《中国瞭望》月刊，是惟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法文刊物。法国学者有“厚内薄外”、“厚今薄古”的研究传统。但自80年代以来，他们的研究开始向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方向转移。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是西欧仅有的收藏中外资料较集中的几个地方之一。9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经费投入有限，他们的研究队伍局限于20人左右，在年龄上呈梯队分布，各年龄段的学者都有成果问世。比较著名的学者除纪业马、谢诺外，还有毕仰高等学者。毕仰高是法国汉学协会副会长，欧洲汉学协会会员，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1994年在日本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一书。 （三）德国 德国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先后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自开展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的洪堡大学和原联邦德国的萨尔大学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心。汉堡亚洲研究所收藏的中文资料在欧洲相对占优势。但是由于经费、资料和语言的限制，研究人员较少。德国统一以及苏东剧变等诸多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研究和整理出版相关资料的计划。1992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达成一项协议，联合编辑出版4卷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曾计划在2001年底能全部出齐。这将对研究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等问题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 （四）北欧国家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四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较少，而且大多是散落在各国的东亚或亚太研究机构之中，各国也只有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或博士。 鉴于分散研究带来的不便，北欧的学者愿意加强欧洲国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于90年代成立了联合性的研究机构，以弥补各国研究力量的不足。例如，1991年斯堪的那维亚亚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北欧中国研究学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目的是加强人文社科领域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布罗斯加德组织了“东亚国家与社会”研究网络，进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公民社会、宗教文化、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影响等课题的研究，每年举行两次研讨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要进行中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研究。此外，欧洲国家实施的名为“埃拉斯穆斯”的研究计划正在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这一计划以荷兰莱顿大学为协调机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加入，该计划鼓励各国学生和研究者在欧洲内部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每年都举行专题研讨会。北欧的研究队伍被分成三代：其中第二代被认为是与第一代完全不同、摆脱了中国官方资料束缚而进行研究的人员，他们的研究范围较宽，思维较活跃。1989年以后出现的以撰写博士论文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则倾向于民族关系、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政策的形成与贯彻以及目前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如公民社会、私有部门的作用。（注：《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0～613页。） （五）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