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英印当局在印度噶伦堡破获了由邦达饶干组织的西藏革命党,并将有关人员驱逐出境,这就是所谓的“西藏革命党事件”。美国学者戈德斯坦(Melvyn C.Goldstein)在《西藏近代史,1913-1951》(注:Melvyn 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London,1989.该书由杜永彬译成中文,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由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译本错误较多。)一书中对这一事件有过详细论述,但他依据的仅仅是英国方面的资料。此外,由于他不懂中文,从而忽略了该事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即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笔者在台北“国史馆”发现了有关中国国民党同西藏革命党关系的一些档案。这些档案资料表明,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存在着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西藏革命党事件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旅印藏族侨胞中宣传三民主义、发展组织、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这样一个事实。 一 “西藏革命党事件”的主角有邦达饶干、宫必拉、江祝建、根顿群培和罗凝札等5人。 邦达饶干生于1907年,西康江卡(今西藏芒康)人,是康藏富商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其长兄邦达尼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曾垄断西藏的羊毛贸易。其次兄邦达养壁(汉名罗绍亭)曾在亚东任卓木总管,主持西藏对外贸易。1934年,邦达饶干参与其弟邦达多吉在昌都发动的反抗拉萨当局的政变,并代表民军赴巴塘向刘文辉部求援。反藏失败后,他前往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在蒙藏委员会任职,次年飞赴印度。邦达饶干“深感前此失败,纯系无主义、无组织、盲目妄动所致,遂悉心研究革命政策及主义。六载以还,将英文三民主义读竣,并译成藏文,以资宣传;一面暗中宣扬中央威德,一面广布革命种子”(注:“邦达饶干为请准组织西藏革命党等事宜致吴忠信呈(1942年9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0592/4418.01-02。)。抗战爆发后又回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9年,他同江祝建(即索朗杰布)、宫必拉(又叫宫比拉或宫比喇)、根顿群培和罗凝札在印度噶伦堡筹建西藏革命党。 宫必拉即土登贡培,生于1911年,原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京生(即近侍官),由于深受达赖喇嘛的宠幸而握有西藏政教大权。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他被以孜本龙厦为首的政敌逮捕,1934年初遭流放。 江祝建又叫江乐坚或姜洛京,生于1903年,西藏大贵族,为藏王苏朗多吉后代。早年就学于江孜的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在藏军任职,后同藏军总司令擦绒一道被免职。由于文笔好,遂在噶厦任秘书,成为龙厦的亲信,1934年5月龙厦倒台后亦被流放。1937年12月,经锡金逃亡到印度(注:邦达饶干为请准组织西藏革命党等事宜致吴忠信呈(1942年9月29日)”。)。噶厦命令卓木总管邦达养壁照会英印政府,要求将宫必拉引渡回拉萨。但邦达昌家族同宫必拉亦为世交,邦达养壁遂将噶厦的引渡命令通知了宫必拉,并授意宫必拉向印度总督请求政治避难。英印总督同意保护宫必拉(注: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4年,第72-73页。)。 根顿群培又叫棍登曲批,1905年生于青海日贡,入哲蚌寺为僧,获格西学位。30年代初游学印度,习佛学,精通梵文和英语。曾受英国锡金政务官古德邀请翻译十三世达赖全传。根顿群培受马克思和列宁政治哲学的影响较深,主张在西藏实行政治变革,实施民主政治。这是他加入西藏革命党的思想基础。 罗凝札生于1917年,西康甘孜(今属四川)人,为西康富商桑多昌家族成员,其大伯和二伯均为热振活佛的妹夫。他热心革命,“甚信三民主义,康籍青年多拥护之”(注:“西藏革命同志邦达饶干等五人略历”,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0592/4418.01-02;又参见Goldstein,op.cit.,p.453。)。 二 西藏革命党的英文为"Tibet Improvement Party",应译做“西藏改革党”。在藏文文献中为“西藏西部改革党”,而在汉文文献中则为“西藏革命党”。该党主要活动于噶伦堡和大吉岭一带,其政治纲领是要将西藏从专制政府中解救出来,并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1943年,饶干在内地巡游数月,9月带着中国官方护照回到印度。戈德斯坦认为,1944年和1945年,饶干得到了国民党的经济支持,开始在西藏发展西藏革命党员。戈德斯坦所依据的是邦达饶干1946年6月17日的一封信(注:IOR,L/PS/12/4211,letter from Panda Rapga.17 June 1946.See Melvyn C.Goldstein,op.cit.,p.452.)。然而,他无法引用档案中最重要的中文材料,来揭示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