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共两党的妥协，经历了复杂的谈判过程，这在当年鲜为人知。人们多半只能从公开的报刊上了解到国民党信誓旦旦“根绝赤祸”的严厉宣言与决议，和中共中央接受国民党“最低限度要求”，放弃苏维埃革命，接受改制改编之类的郑重声明，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与退让却反映不到公开的报刊上来。结果，至少在众多国民党人的眼里，这次谈判的结局，理所当然是共产党向国民党“输诚”，甚至是“投诚”。 一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与退让视为“输诚”甚或“投诚”，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甚至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应该可想而知。但问题在于，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其实是有变化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有变化的。两党态度和政策的这种变化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互动，国民党为何会一步步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却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多地讨论过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动及其影响，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共产党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经过及其原因，尚缺少史实性的具体研究。（注：有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对国民党和对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及其政策变化，可参见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及其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302-351页。）依据两岸已经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深入分析这一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及其原因，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并能够使我们更加贴近于历史的真实。 一 国民党防共心态依旧 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可以说是两党关系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了。在战争爆发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双方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引人注目的严重冲突，军事上颇多配合，两党高层往来密切，甚至还讨论过在组织上进一步合作一类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多数国民党人却并不信任共产党，从高层到基层，大都仍对共产党保持着一种极强的防范心理。而这样一种心态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翻阅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历史档案，不难看到多年的“剿”共战争和反共宣传早已在众多国民党人内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国民党从来标榜以党治国，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多数国民党人往往会把自己视同为国家和政府的代言人。既然动辄以国家或政府自居，他们自然要把胆敢武装反抗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共产党，视为“匪”，视为“祸”，认作国家甚至是民族的敌人，必欲剿灭而后快。即使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方针，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放弃根本取消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意图。1937年2月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及其《根绝赤祸案》对中共的口诛笔伐，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了多数国民党人的这样一种心理。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核心之点，是在历数中共危害民国，摧残人民的“种种罪恶”之余，提出了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低限度要求”，即“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在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居民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1937年2月21日）；《三中全会宣言》（1937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52-253,255页。）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已经不能继续“剿”共政策，根本消灭中共已没有可能，但其根本取消中共军队和政权，逼迫中共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的目的未曾改变。对此，中共中央提出的4项承诺，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这4项承诺就是：“（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同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1937年9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86-287页。） 国民党有“最低限度要求”在前，共产党有4项公开承诺和改制改编的具体行动在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这种妥协难免会被众多正统的国民党人视为中共单方面的“输诚”或“投诚”。而相信共产党是向政府“输诚”或“投诚”，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国民党人处处以监督者和统治者自居。他们之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独树一帜的言论和行动，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