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2)04-0099-05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如果分层次加以考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原则性与纯洁性；在国内防止出修正主义，确保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他的间接动机是借助这样的“大革命”，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消除社会阴暗面，把中国建设成为最纯洁最完美的理想社会，实现其终身为之奋斗的伟大抱负。他的潜在动机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一条新道路，为社会主义树立新的榜样，让中国发挥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而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中期的中苏论战，则对毛泽东上述三个动机的形成，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基于反修防修考虑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1]而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的思想，正是在中苏论战中形成并得到强化的。 “修正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内容的思潮，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修正”或“修改”形式表现出来，而又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 在中苏论战与“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修正主义一词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第一，给修正主义下定义时忽略了一个前提。毛泽东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2]作为一个完整的定义，它必须有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前提，因为并非凡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任何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第二，把右倾机会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其实，并非所有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也有“左”倾的。第三，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主义笼统当成修正主义，如“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等等，以至把800多年前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江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对修正主义一词不准确的理解，是我们在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反修防修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党关于国际反修的思想形成于苏共二十大后。在1956年4月发表的阐述中苏分歧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党含蓄地批评了苏共在斯大林与和平过渡问题上的错误，但并未把苏共的问题与修正主义挂钩。但是，针对不久发生的波匈事件和铁托的普拉演说，在同年1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我党首次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此后，由于对国际修正主义的估计日趋严重，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我党反修防修的调子也日益升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同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我党国际反修斗争的对象，最早是针对南斯拉夫的。从1960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起，我党反修斗争的矛头开始对准苏联。 在中苏论战中，我党抵制了苏共的大党主义与大国霸权主义，批判了赫鲁晓夫在某些理论观点与实践做法上的错误，今天看来，这样的批评仍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实践证明，在中苏论战中对所谓南修、苏修的批判，不能说是恰如其分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当时我党的思想没有完全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着一系列崭新的课题：第一，社会主义由一国变成为拥有十几国参加的一个阵营，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第二，在世界出现了核武器、人类面临着核毁灭的情况下，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问题；第三，在揭开斯大林个人崇拜盖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病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各国今后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在全世界仍然处于冷战局面中，国际共运又出现多元化的情况下，是否要继续保持一个“革命中心”。对于这一系列新问题，革命导师没有为后人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国情，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由于各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极其复杂，各兄弟党的处境很不相同，而客观形势又经常变化，各兄弟党之间发生不同意见是难免的。而且发生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是坏事。”[3]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苏共新领导人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的错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把自己党的路线作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迫兄弟党接受，这种“老子党”的作风与“指挥棒”的行径激起我党的反对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在正当反击苏共的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错误的同时，对苏联与东欧改革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正是基于此，我们党对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危险性估计越来越严重。到“文革”发动时，毛泽东认为“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4-1]，当时我们断言，整个欧洲只有阿尔巴尼亚这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在闪光，其余的党都变修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社会主义阵地不再被“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反击国际修正主义。 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推动了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兴起。我党虽然在1956年底就提出了反修的口号，但较长时间内主要限于思想领域和国际范围。从1962年起，由于中苏论战的日趋激烈，我党在开展国际反修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国内的反修防修。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提醒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同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过去我们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4-2]从此，国际上的中苏论战与国内的反修防修就被紧密地结合起来。1963-1965年，正是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说：“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4-3]社教运动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反馈回来的信息，又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危机的认识和反修防修的紧迫感。毛泽东还认为，问题不但出在基层，也出在上层。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变修都是因为中央出了问题，所以反修防修的重点也在上层。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4-1]同年2月，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各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5]此后，毛泽东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疾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