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0-0078-10 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注：有关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参见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5期。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危机决策完全体现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外交的本质特征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践，并由此决定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势。而50年代中后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美关系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的互动及其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突出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特点。 一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冷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构成了比苏联更为严重的威胁。1953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就宣称，美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就是“由侵略成性的和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同苏联结成紧密同盟并在苏联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国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1](p294)。1954年4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题为《美国加强在远东地区之力量地位的战略》的文件中再次强调，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共虽在战略和战术的机动性、空军力量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落后，但如果有苏联的支持，“即使仅仅依靠其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也能组成令人可怕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抵制，“中共就可以征服整个东南亚”；对东亚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而言，主要的直接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中共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1](p411-421)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1954年4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美国亚洲政策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共”，并强烈建议不论是否有欧洲盟国的支持，美国最终会同中共发生战争而别无选择时，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完全赞同”。[1](p750-751)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遏制与抵抗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颠覆”和“扩张”。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至关重要的两个战略目标包括：第一，实行分裂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消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第二，加强同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而台湾在美国实现上述两个战略目标中的地位起码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以前是至关重要的。有关美国第一个战略目标，195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第一个对远东的政策时就强调，没有中共从苏联的轨道中脱离出来，就永远不会演变出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同美国友好并愿意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行事的中国”；而这种局面的出现，要么通过“北平政府对莫斯科的背叛”，要么通过国民党政权或亚洲其他反共力量“彻底消灭这个政权”。该文件甚至宣称，只有彻底消灭这个政权，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注：1953年4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NSC148),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4:China and Japan(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pp.175-179.）。同年11月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题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文件强调，对中共做出任何让步或采取灵活性的政策，都不能“劝导中共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同意解决主要的突出问题”。因此，美国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的增长，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削弱中共的相对实力地位。[2](p297-298)这种政策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指导美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纲领。在1959年9月25日通过的题为《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913/1号文件中，美国坚持其亚洲政策的目标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实力，特别是中共的实力；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的地位，特别是中共的地位。”美国决策者无疑认为，“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中共从俄国人那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从而给俄中关系造成更大的紧张。这样，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就成为使中共与苏联分裂的重要工具”。[3](p1814) 同时，保持“太平洋岛屿防御链”的完整，是冷战时期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支柱，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方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非常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8年就认为，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保持台湾“有一个与美国友好的政府”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1954年4月至7月，美国陆军部派以范佛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为首的调查团到远东考察。在10月4日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范佛里特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准备充足，战斗经验丰富，富于进攻精神，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巨大财富”。他强调，美国过去在考虑使用韩国、台湾的军事力量时，过于偏重其防御能力，过于忽视其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中共方面的进攻能力。为此，范佛里特建议，为准备同中共进行“无限战争”，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韩国和台湾的军事潜力。[1](p953-955)1957年10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题为《美国对台湾和中华民国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23号文件(NSC5723)。该文件肯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中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重申了国民党政府作为“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的活动中心”的地位，并高度评价了国民党军队对保卫国民党控制的领土和对美国东亚基本军事安全战略所做的贡献。这样，“以自由中国取代共产党中国”决定了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决策者相信，“正是重返中国大陆的希望维持了台湾的士气，即使这个希望很遥远”。在杜勒斯看来，“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共产党中国发生，如果这种垮台到来，国民党军队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巨大机会”。因此，假如“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对自由亚洲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都将是灾难性的”。[4](p612-616) 由于对东亚政策的战略目标的考虑以及对中国炮击行为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美国首先把中国的炮击行为置于美国冷战战略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虑，把炮击视为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对美国的全球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所进行的挑战，是进攻台湾的前奏。美国因此对中国炮击的反应是强硬的。1955年1月杜勒斯在向参议院阐述他对中共“侵略”的看法时说：“我绝对相信，假如美国不对中共的掠夺做出明确、强硬和坚定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到那时，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或发动一场对中共的全面战争……或完全放弃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注：1955年1月20日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参见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Historical Series,Vol.7(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8).）杜勒斯在1959年1月16日同米高扬会谈时仍然强调，远东地区存在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意在使用武力将美国赶出台湾和西太平洋地区。这种政策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不会被武力从其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赶走。杜勒斯坚持认为，中国同越南、朝鲜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以武力寻求重新统一几乎注定要导致全面战争。[5](p514-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