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因此，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国今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建国后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演变，是以继承了旧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旧中国的经济是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其所有制结构由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劳动者个体经济所组成。由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地主经济主宰着农村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而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主要形式，劳动者个体经济（包括农村的个体农业，城市和乡村的个体手工业、个体商业）在所有制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决定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受这种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百年以上。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首要的和繁重的任务就是变革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 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要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是清醒的和谨慎的。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科学地预见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32、639页）。刘少奇也正确地分析了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之后新中国经济所应包含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并且指出：“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6-428页）他还在建国初期进一步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思想。他们的这些思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没收了官僚垄断资本（包括它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德、意等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国家控制了经济命脉；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一切封建制度，从而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建国后，国营经济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取消帝国主义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空前壮大并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1949年底，国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中的比重为26.7%，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41.3%，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绝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到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145%，平均每年递增34.8%。（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的有关数据计算）而其中的国营工业发展更快，三年增长287%，平均每年递增51%（蒋家俊、尤宪迅、周振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2.个体经济比重下降，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细小分散的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很大比重。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约占3/4。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我国个体经济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是个体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解放后，个体经济在国营经济的扶助下，发展较快，但由于现代工业恢复和发展速度更快，1952年，个体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2/3左右。其次，个体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积极而稳妥地开展，集体经济初见端倪。3.在中国共产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指导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国营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63.3%下降为1952年的39%。在一些重工业部门，私营工业比重下降更大。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加工订货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到1952年，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商业方面也已出现批购、经销、代销等形式。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共有907家，其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陈文辉主编：《中国经济结构概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