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西方外交学理论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注：戈尔·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通常被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官方交往。而大量的现代外交实践表明，外交工作的开展交不仅局限于官方层面，还包括民间外交。所谓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注：王庭岳：《崛起的前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它包括一切不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的对外交往活动，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中共在抗战时期一直处于非执政地位，它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 学术界对中共民间外交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总体说来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且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斧正。 一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多种渠道，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 第一，与国际友好人士的交往。抗战时期，中共交往的国际友人成分复杂、人数众多、国籍分布广泛。其中交往最频繁、影响较大的是作家和著名记者，如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英国的贝特兰等；有国际问题专家，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毕森；有宗教界人士，如美国的鲁茨主教、传教士希金斯等；有医生和科学家，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等；有军人，如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还有一些是党派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又名林哲、冈野进）、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这些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白求恩、德国记者希伯等。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推选朱德、日本代表森健、朝鲜代表武亭等组成主席团，荷印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人民应紧密团结，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注：《解放日报》，1941年11月4日。）。 第二，与国际民间和官方组织的交往。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 世界学联全称是“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作为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它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关注，多次表示要“无条件援助中国”。1938年5月，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柯乐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抵达武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英勇抗战之实况及日本侵略之非人道的真面目”，并将“所得真相传播于世界青年与学生之前”（注：李正冠：《世界青年之同情》，《大公报》1938年5月30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特举办有400余名中外来宾参加的盛大茶话会招待他们。6月，代表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他们提出的关于建立边区的意义、中共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并指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抗战虽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全世界人民（注：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毛泽东精辟独到的论述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4年6月，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早在1943年初，英美等国记者就向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表示要访问延安的意向，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未能成行。随着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兴趣愈益浓厚。1944年2月，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控制区域访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虽然作了种种限制，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外记者的西北之行。针对中外记者提出的“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的要求（注：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毛泽东特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中外记者，明确表示：“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注：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后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强调中国需要一个民主制度，还是进行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叶剑英向记者团介绍了中国抗战七年来的历程，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业绩，指出自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截止1944年3月，中共军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只占16%（注：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在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共还特别注重与西方有影响的报社记者进行沟通，如毛泽东、朱德分别与美联社的斯坦因、合众社的福尔曼进行数次交谈，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内外政策以及与盟国合作的问题，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抗日战略及有关政策。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还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一些工厂、学校、医院，部分记者还赴晋绥根据地采访，并观看了八路军奇袭汾阳的战斗场面。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