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进展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论题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研究的内容由表象的陈述，转向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变迁等深层次的探讨。以下就大家讨论较多的几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关于社会结构研究 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中的热点。江沛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他指出，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碰撞时期，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日益弱化的宗族形态，家庭范式的趋于小型，农村阶层变动剧烈，秘密结社与土匪风行等，都是新时期所特有的变化（注：江沛：《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张静如等则以两本书的篇幅分析了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结构变迁（注：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方面体现了民国社会日益进步的趋势，另一方面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两个政府统治走向崩溃的内在原因。 姜涛对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的稳定性给予了关注。他指出，自清代以至民国，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虽然组成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个体成份不断变更，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所占有土地的比重，却始终是十分稳定的。其原因很简单，在土地集中的同时还存在着反向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土地分散（注：姜涛：《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陈亚平分析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层间流动。他指出，近代近百年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层模式，并不完全是一种封闭的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相对开放的阶级制度。他对农村社会流动趋势的看法与姜涛不同，认为其总体趋势是下向流动：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无产化半无产化的命运，而地主阶级稍有不慎，也会沦落到乡村社会的下层（注：陈亚平：《近代华北农民的社会流动》，《学术论丛》1996年第1期。）。 张庆军对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性别比例偏高；青壮年人口占较大比例；已婚率普遍低于乡村；四民之末的商业和工商业就业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文盲人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注：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此外，学者们对社会阶层的个案也给予了关注。廖胜、王晓南对太平天国婢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尝试。他们认为，婢女问题的存在，基本可以看作太平天国妇女政策失败的一个明显例证。奴婢制度是封建社会中最丑恶的现象之一，太平天国虽废除了买办婚姻，但并未废除买卖婢女制度。太平天国尤其在定都天京后，仍然存在严重的婢女问题，被广泛用于生活、劳动、生产等各个方面，甚至作为礼品互相赠送或作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等，其来源也包含着太多掳掠、诱骗、买卖的色彩。因此，婢女问题在太平天国历史中是黑暗丑陋的一页，给太平天国的妇女及整个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注：廖胜、王晓南：《太平天国婢女问题探析》，《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全面考察了近代绅士阶层的形成、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及其自身的消亡。作者认为，绅士阶层在近代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型流动，并由此怀着功名身份失落的心悸和欣慰，分途流向其他社会阶层，最终由分化走向消亡，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易变中的一个时代特色。 关文斌以几个典型人物为例，对近代天津盐商群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进行了论证研究。近代长芦盐商是一个亦旧亦新的群体，既是传统社会的一分子，又是传统社会中的异己力量，既是苟苟营利之徒，又是新文明的先导。他们一面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一面侵蚀着整个官僚机制，一面仗势横行、奸猾狡诈，一面创设水会、粥厂，从事修桥、筑路、有益桑梓的公益事业。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既牵制又推动，同时他们也是近代社会纷纭变化、福祸转变的直接承受者（注：关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如果说王先明与关文斌是将绅与商分开论述的话，马敏则正式将绅商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来对待。马敏认为，所谓绅商，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可以视作新旧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阶层。晚清商会的创办过程，具有“自上而下”的“劝办”特点，而这正好给处于官商之间的绅商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他们不但成为各地商会的倡设者，而且是各级商会组织的实际把持者，绅商阶层的形成与商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推动的历史进程（注：马敏：《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