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0-0058-06 近年来对帮会尤其是上海帮会的研究，颇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截止到2000年，已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周育民、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苏智良、陈丽菲合著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刘韦萍的《上海帮会与蒋介石政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夏斯云的《民国时期的新型帮会——恒社》（《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张莉的《论帮会产生的社会条件》（《历史档案》，1999年第4期）等多篇。此外，“帮会的历史、现状与当代黑社会学术讨论会”，也于1999年6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剖析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帮会大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其“适时而变”特点入手，进而揭示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 一 社会边缘化现象的理论透视 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在这个时期，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与群体，分裂成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时，一些与旧秩序相关的社会群体，基于原有社会地位的丧失与对现存地位和价值规范的不满，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要求维护或恢复传统秩序与传统价值的群体中去，形成一种社会边缘化现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这种传统社会的怪胎，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得到全面的复苏和全方位的发育，则是这种边缘化现象的典型例子。 中国帮会是封建社会衰亡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民间下层秘密组织，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异化的产物。作为封建宗法家族制的畸变，无论其宗旨性质、组织与活动方式都显示了这是一种充斥着浓郁的封建气息的游民社会团体。所谓“帮”，是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由封建家法延伸而来的行会制度的变异形态；“会”是以异性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关系的变异形态[1][p1]。帮会原是封建政权的对立物，但却未越出其阶级与文化的范畴。它在以特有的暴力掠夺和厮杀争斗的方式打击政权机构及其社会基础成为破坏旧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的同时，也以其极大的破坏力导致社会生产趋向衰败。这种最初由原始的均贫富意识引发的不事生产与建设、专为谋夺他人财富的破坏行为，严重悖逆了现代社会的准则，使其成为居于社会边缘又寄生于社会之上的赘生物。上海开埠后至20世纪20-30年代，帮会在上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种封建残余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城市社会中竟然如此恶性膨胀，充分凸现了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缩影的负面效应。 郭绪印认为，上海帮会因适应租界而立足发展，又因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而壮大，也因追求政党政治的道路而受阻[2][p108-109]。如果说前期是发展期，后期走下坡路，那么其鼎盛期则是20-30年代。这一时期上海帮会已渗入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极多，力量之大、能量之强、影响之广几达全国之冠，其表现手段、生存方式也以这一时期为典型，具有解剖学上的意义。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大发展的原因 上海帮会在20世纪20-30年代大发展决非偶然，它是上海特殊社会条件的滋生物。 首先，新旧并存、多元异质的城市社会提供了帮会滋生发展的土壤。开埠至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大埠。新兴的工商企业迅速发展，市政建设、公用事业、文化娱乐各具特色，形成一种新兴的社会领域与发展取向，社会分化与整合使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不断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与此同时，旧的产业、旧的人格、旧的意识依然存在。上海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不断上演着革命与改良、现代与传统的话剧，这种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消费与旧的生活于一体、汇各种社会力量与新旧意识于一市的多元异质的社会环境，使上海具备了能够接纳各种社会势力的能力，并为之提供了粉墨登场的机会。 其次，社会转型过速造成的过分城市化导致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上海的迅速发展与周边农村及传统市镇的不发展，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两极关系：即一极积累了贫困和双重自由的人口，另一极未相应积累对应的财富，未能创造出足以吸纳全部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容纳力，于是出现了一种称之为过分城市化的趋势。过分城市化的涵义有二：一是指首位城市的人口远远超出第二大城市及其他城市人口。其测算的公式是：I=p1/p2。其比例差距越大，则表明过分城市化的趋向越明显[3](p217)。二是涌入城市的人口超出了城市经济可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研究者苏智良等由此认为，造成城市人口过剩，出现了一个持续存在无法消弥的庞大的失业者阶层[4](p13)。1930年－1936年间上海失业和无业人口约占上海职业人口的1/3和总人口1/5，面对利益分配与生存机会的不公，大批人投靠山门，义结金兰，以帮会为其求职谋生的靠山。许多在职职工也因生活艰难与环境险恶而大批加入帮会寻求帮助，帮会从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来源。李立三曾指出：“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5](p1)帮会在上海工人中的首席代表朱学范作了诠释：“从解放前全国来看，上海的在业工人最多，失业工人最多，入帮会的工人也最多。”“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5](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