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5-0085-04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其扩大化确实是中国现代化创业奠基期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暂时中止了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1956年以来中国社会大变革流向中现代化趋向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左”倾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反现代化趋向的先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影响愈加突出，最终导致了断裂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大革命”。 一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直接表现为“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这种以反对资本主义为旗帜、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指导思想的错误趋向，在随后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与现代化指导理论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相背离的一种理论趋向。它们在1956——1976年共和国现代化的创业探索中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左”倾错误不断积累和发展，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反右派斗争对于共和国现代化思想史的影响，也就在于这一斗争中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新理论成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源头，且第一次占了上风。 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的三大理论观点：其一，认为不仅要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P461)。其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2](P654)其三，认为剥削阶级仍然存在，并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3](P230)这三大理论观点融汇在一起，直接导致了党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这从根本上使得处于现代化起步探索阶段的指导思想在“左”倾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视为过渡时期结束。然而反右派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使得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彻底，过渡时期的下限被延长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还很难断定。[4](P320-321)1958年4月，毛泽东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我们这些国家正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4](P321)八大二次会议将整个过渡时期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这样一来，过渡时期的下限就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延长至社会主义建成以前。这种认识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的思想。 由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理论与实践所导致的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和在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上犯一次又一次“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论、“两个剥削阶级”观的提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分析的失误到“党内阶级斗争”论的出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走资派”思想的形成，到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无限上纲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中指导思想上的反现代化错误趋向愈演愈烈。独立探索却又急于求成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也在“大过渡”理论影响下，在指导思想中形成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理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思想，以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这又使得经济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倾向一路高歌猛进。 理论来自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上：反右倾斗争、四清运动、五反运动、阶级斗争不断升级。邓小平后来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P243)由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偏向，导致了中国现代化初创期近20年的曲折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断裂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三次发展浪潮中痛失机遇。 二 反右派斗争，尤其是其扩大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甚为直接与深远的，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知行过程中深度与广度的高度统一。 （一）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57年的整风运动，本来就是针对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而展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然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却中断了这一运动，并对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一，党员干部原来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得到了保护。党内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在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急剧发展起来，这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对于右派的定性、对于右派数量的估计、对于反击右派的方式、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罚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