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4-0009-08 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尤其是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后，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国民党内部理应团结一致地从事建国工作，使国家面貌、人民生活有明显的改善。可是，自1927年至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国民党各派除了在反共方面是一致的外，在其他方面都互相攻击、谩骂，乃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从而给国家带来严重内伤，经济建设无从谈起。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过去的有关论著，大多属于回忆性文章（注：有关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著作有很多，举其荦荦大者有：赵政民主编的《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8辑，1988年版，第22-28页；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苦笑录：陈公博回忆(1925-1935)》，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第226-257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内部发行），1980年版，第518-632页，等。），或偏重于强调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1]，比较缺乏客观而深入的讨论。最近，台湾学者欲摆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此时国民党各派斗争，尤其是1930年的扩大会议[2]，使有关研究有所进展。不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他们凭什么去“争”？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该时期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如何阐释孙中山建国思想这一特定角度参与讨论，就教于方家。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自同盟会时期起就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到此时仍有许多派别，且1927年后各派别都对孙中山建国思想进行解释，本文从此时各派在中国政坛的影响考虑，选择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来论述，不仅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等派别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不在论列，就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内部的争论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一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建国”。恰逢其时的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40余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构筑了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的建国思想。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一书自序中谈到“自《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书出版之后，予乃从事于草作《国家建设》，以完成此帙。《国家建设》一书，较前三书为独大，内涵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3]这实际上指出，孙中山建国思想所包括的诸方面内容。由于身患绝症，孙中山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宏伟抱负。到1925年3月病逝前只得留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4] 孙中山的遗嘱，更浓缩了他的建国思想，给国民党指明了奋斗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遗嘱里并没有指出在他去世后由谁来接替他去领导国民党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这就给国民党众多重要人物在如何解释孙中山建国思想，谁最终成功国民党最高领袖，留下广阔的争论、争斗的空间。 自1927年国民党反共至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各派不断分化组合，从整体上大致可分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本来在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期间，蒋、汪先后受到桂系等势力排挤。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8月13日下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到广东。蒋介石为了重新上台，便对汪百般讨好，实现了蒋、汪合作。1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议，经汪提议，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重新上台后，却利用“张（发奎），黄（琪翔）事变”及“广州暴动”事件，猛烈攻击汪精卫、陈公博，于是，汪被迫出国，汪派粤方中央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被通缉。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重新推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委员。蒋被推上中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痛恨蒋氏排除异己，实行独裁，在上海秘密集会，拥汪为领袖，以改组国民党为号召，进行反蒋活动。他们创办《革命评论》等报刊和大学，组织改组派，联合被蒋排挤的各种势力共同反蒋，到1930年，西山会议派、桂系、阎系、冯系共同推汪为党的领袖，在北平召开国民党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反蒋时，一直高举孙中山这个牌子，批评蒋介石集团所作所为违反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而蒋介石集团把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大权，在回击汪精卫集团的批评时，也高举孙中山这面旗帜，认为自己忠实执行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 那么，对同一个孙中山建国思想，双方又是如何来解释？在此笔者把双方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解释以及指责对方违背孙中山遗教之处，简要梳理如下： 早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争正统时，双方就都打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武汉政府中的唐生智于1927年8月9日发一讨蒋通电，指出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党权军权政权，操于中正一人之手。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武汉克复，中央迁鄂。本经政治会议公决，中正亦曾赞成。因其跋扈专横，中央稍加裁抑，乃以反共为名，叛党抗命。中央不得已而削其党籍，免其官职。复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猥曰反共。投降帝国主义及最后军阀，恬不知耻。三民主义，早成得鱼之筌；民主集权，惟见独裁之制。个人势力以外，中正何知有党。武汉中央，由全国两次代表大会产出，正统所在，中外共瞻。”“蒋中正叛变于宁，……海内忠实同志，请共起而平乱。凡能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者，生智皆与为友。凡违背三民主义，反抗国民政府者，亦即生智之仇。”[5]对此，蒋介石则在告国人书中指出：“中正椎鲁无文，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设立中央政府于南京乃“总理指定”。今后“所蕲求者，唯在吾党统一，吾军团结，完成北伐与建国之二大使命”。“中正以总理死后之信徒，负党国重大之付托。”[6]蒋介石把在南京设立中央政府的行为，说成是完成了孙中山生前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