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D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5-0044-08 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三年相比，1970年虽然未曾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内战”之类的动荡、激烈局面，但由于前一段诸多矛盾的遗留及一些新任务、新背景的出现，因而具有更多的内涵，成为一种周期的起点。本文以1970年8至10月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进行考察、分析，以期从中发现“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规律性的内容及其在1970年的表现。 1 1970年前后，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和任务。这一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像预计地那样“胜利结束”，还继续引发新的动荡，一则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变数。 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之后，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注：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1969年结束了。），他希望通过全面的“斗、批、改”运动（注：“斗、批、改”运动包括了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清理阶级队伍、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商业革命、医疗卫生革命、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下放、精简机构等名目繁多的内容，并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到1970年初又发展为“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等）。），落实政策，加强团结，恢复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并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逻辑发展经济，以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内容庞杂，随意性大。就其本意来说，虽然有结束动乱、制止无政府主义的意向，但另一面却是要把一整套“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普及、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又引发了新的动荡。 1969年初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更趋紧张。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决策，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国以来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各方面林林总总诸多运动、工作，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进行的。由于国内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特别是鉴于几年内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党中央正在酝酿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从1970年初开始，中美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加快了相互接近的步伐。 基于对党的重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的认识，毛泽东把政府重建的工作提上日程。根据他的指示，从1970年初起，中央政治局开始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和讨论修改宪法。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是毛泽东现代化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希望并相信，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正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必然会出现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又由于人们在大乱之后要求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由于对战备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在更深的层次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投资饥渴症”，一场新的以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新冒进开始了。1970年1月1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1970年3月，鞍钢率先提出五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迅速在全国推广。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召开的计划会议和各部门的专业会议纷纷提出各自生产短期内“翻番”、大幅“跃进”的口号。这是在“左”的大背景下，经济上“左”的痼疾的再现。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了，但它却并没像人们预期地那样胜利结束。它所留下的如山之积的矛盾仍时时困扰着人们，引发出新的动乱和危机。在政治生活中，1970年初相继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等，再次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局面，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在运动第一阶段攫取了巨大权力的林彪集团并没有因此满足，他们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两个阴谋集团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表面化。在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的摊牌以林彪、陈伯达的失利告终。同年10月，以林立果为头目的“调研小组”更名为“联合舰队”，加快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步伐。 在经济生活领域里，新“跃进”虽然不会像“全面内战”那样使人感到恐惧，但也立即引发了经济上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注：这就是经济史上常讲的“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从一个特定角度突显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高潮，不能不正视经济建设无形但却又是力量强大的规律，不能不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和宣传进行一些调整、纠正。 自1970年始，报刊上的宣传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但不能用革命代替生产，下功夫抓生产，不一定是单纯业务观点”，“‘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是错误的”（注：《红旗》1970年第1期。）；“要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则，把它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区分开来”（注：《红旗》1970年第2期。）；当前有人借口批判“生产第一”反对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批判“利润挂帅”反对企业经济核算，借口批判“管、卡、压、罚”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借口批判“奴隶主义”反对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纪律，这些都是错误的，等等（注：《人民日报》1970年4月18日。）。这些言论都与1967、1968年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蛮横批判形成鲜明对比。总之，前三年被批判、否定的许多东西，现在都被慢慢恢复。江青等人称其为“复旧”，自有其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