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5-0527-08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的扩展，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兴起和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只有放到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的总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 一、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视野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工业所开创的。追求“世界性”、“全球化”是资本固有的本性。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一开始就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第348页）。早期世界市场是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而形成的。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发动了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品的迅速增加，资产阶级在利润驱动下走向全球，“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第276页）。由此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非西方社会的广大落后地区被纳入到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自此，历史由孤立的、民族的、狭隘地域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所造成的全球紧密联系的趋势，在论述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中提出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第88页）。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2]（第114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具有了世界性的反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各国的发展不可能再孤立地进行，特别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烈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便利、商品的低廉价格，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哪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第276-277页）。 西方资本主义将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历史进程，是通过贸易扩张和殖民扩张的手段完成的。马克思对这种扩张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资产阶级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它充分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辩证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或积极影响。“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3]（第725页）。“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第149页）。尽管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这里的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但它还是在他们中间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贸易扩张和殖民主义打破了落后地区原有的田园诗般的封闭的宁静，冲破了其僵化的社会结构，加速了落后国家社会演化的历史进程，客观上在这些地区“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第768页）。 对于东方古老的中华帝国，马克思同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入，提供了它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将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走向瓦解。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第691页）。“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第692页）。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作了相当乐观的预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5]（第277-2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