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D232 ［文献标识码］：A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归纳到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了出来。实际上，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她80年的历史生涯里，经过艰辛探索和奋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才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和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涌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地，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1](P,331)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遇见过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农民的一些正当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