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问卷”的得与失 所谓“晚生代”，是中国文学评论界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其实这不是文学性的提法，像“新时期”这种提法一样。中国评论家喜欢以年代和辈份来把握事物，所以“晚生代”大概就是最晚出生的一代作家的意思，对这些提法和称谓我们不必太在意，关键是怎么看待这一代作家。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60、7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为主的创作群体，像韩东、朱文、吴晨骏、鲁羊、东西、鬼子、李冯以及我们华师大毕业的李洱，等等，都可以算在这个群体中。他们在写了一批小说之后，总体上由于一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和怨愤，发起的第一场文学运动就是“断裂问卷”，全国不少评论家与作家均做了解答。当然“问卷”是和他们的创作同时进行的。这个“断裂问卷”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批评同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们的质疑和批评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没有资格来批评他们的作品?他们认为没有。因为他们的写作是和80年代宏大叙事完全不同的写作，那就是小叙事写作，日常生活、身体感受、个人欲望占据了主要的内容。他们不再写国家、民族、社会、文化、人生、审美这些80年代作家的叙事内容，所以他们一出场，评论界批评他们的人就非常多，这种批评更多的是道德性的批评和文化性的批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提倡“先大家后小家”，所以有评论就认为他们写的是“性状态”，“格调低下”，等等。 二是他们同时对鲁迅和鲁迅研究提出质疑。他们要么认为鲁迅已经是一块老石头，要么就是鲁迅研究已经把鲁迅弄成了老石头。这块老石头既包含着他们对于鲁迅的评价，也包含他们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他们中不少人表示鲁迅对他们的写作没有什么影响和帮助，因此反对中国作家与评论家们把鲁迅神化。他们称他们跟前没有真正值得崇敬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们对于其他的作家都不是非常崇敬的口气，尤其对80年代走红的一批作家。这样中国文学界都受不了。因为他们这样一说，就好像中国真正的文学是从他们开始的，以前的创作根本不是文学，很多作家当然接受不了。对他们的批评和嘲讽当然就随之而来。当然，清醒的作家和批评家们，从他们的偏激之音中会听出值得反思的内容。 三是他们的“断裂问卷”对所有的理论和评论是不屑一顾的，甚至是嘲笑的。有一次我就对韩东说，你们这样的对理论的全盘否定的评价是绝对失策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对他说，很多评论有问题，不等于评论本身有问题。把所有的评论家、理论家给“悬置”起来予以颠覆，这样就会挫伤一些理解和支持他们进行文学探索的评论家。结果，他们的意气用事使他们多少失去了评论界的支持，特别是失去了原来理解他们的评论家的支持。他们试图告别现有写作，告别传统写作，展开一种新的写作，我认为他们的初衷有两点是非常好的。第一点是从文学创新的角度，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我们应该为建立新的写作而努力。新的写作范式，新的创作方法，新的写作内容的努力，这我是完全赞成的，一个作家其实终身不能放弃这样的努力，不仅仅是今天，过去也应该是这样，这就是建立自己的文学性理解，必须有自己的创作方式和方法。这种努力是作家的天职，不是“晚生代”才开始的。过去中国作家在这方面依附性太强，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晚生代”作家强化这一点我认为是对的。第二点是文学创作应该从“小叙事”入手，这个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赞成的。我们常说以小见大、从具体到抽象，而电影《英雄》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开始是小英雄，个人化的英雄，最后才展示大英雄的境界。你不能一开始就声嘶力竭，摆出一个大英雄的姿态，一开始就没有个人，脑子里装的都是国家，这样的文学可敬但不会可亲。所以不能一出场就是孙中山，天下为公，这怎么行?以前我们的“大叙事”写作就是有这样的毛病，口号似的、空洞的语言和内容较多，西方式的大观念较多，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学写作失去了亲切感和打动人的特质。所以，“晚生代”作家的追问是有力量的：曹雪芹和张爱玲，他们写的都是日常生活，都没有宏大叙事，怎么会写成了经典?如何写儿女情长会写出世界经典出来呢?这个突破，针对80年代以前的中国作家对于世俗对于日常生活的遗忘式的写作，依附时代主旋律而对自己身体的遗忘，我认为是有纠偏意义的。 但是，虽然“晚生代”作家对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对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这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第一，他们的否定观我不赞同。他们的否定观不是我的否定观，他们是“打倒、克制、取消”的否定观，这个否定观恰恰是传统的否定观，因此“晚生代”作家对传统的突破就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一群号称想告别传统写作的作家，其否定观恰恰是传统的，这是饶有意味的。通过轻视现有写作来实现自身我不赞同，通过打倒和漠视传统写作来实现革命我也不赞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个错误。但他们的理论中，有一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就是“拒绝平庸”。但是，“拒绝平庸”这个词我是不用的，我的说法是不能“拒绝平庸”，人不可能离开平庸，只能“穿越平庸”，“不满足于平庸”，所以说一个人平庸，我认为价值判断上是模糊的——你是说他彻头彻尾的平庸，还是说他有平庸的一面，抑或刚好在他显示平庸的一面时被你看到了?你就以一斑窥全豹。这意思是一个不平庸的人其实也会有平庸的一面，只是你自己感觉不到(如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和世俗性)；其次，一篇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里面有很多世俗的平庸的生活内容，反而容易增强阅读的亲和力。而且平庸有平庸的快乐，不平庸有不平庸的累，各有利弊。所以，轻视平庸的写作，一不小心反而会平庸，所以嘲笑平庸、拒绝平庸我都不赞同。但他们的“拒绝平庸”我是理解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但是，“拒绝”这个概念正好是一个传统的否定观念，结果他们在否定观上反而是传统的，没有他们自己的新意。这点是中国红卫兵似的革命的继续。我想中国文化当代建设的艰难，从其现代否定观建立的艰难就可见一斑。 第二，“拒绝平庸写作”不等于“告别传统写作”。因为传统文学中有不平庸的作品，而“晚生代”作家中也有平庸的作品。所以，他们犯了打倒一大片的错误。传统中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品，就是经典，经典就是不平庸的一种创作。阿多诺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他的局限，就是反理性化的写作。阿多诺肯定的都是非理性化的写作，比如卡夫卡、毕加索，所有的理性作家都在他的否定之内，这是我不赞同的。我肯定的是一切优秀的作品，不平庸的作品，具有独特建树的作品，而不是理性化作品、大叙事作品。“晚生代”作家将平庸的写作与传统写作划上等号，就给自己造成了理论上的尴尬。 第三，断裂问卷是一种评论化的写作，不是文学创作，评论化的写作必然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表达方式，可惜，“晚生代”作家在问卷展开中出场了大量的情绪化的内容，甚至有人身攻击的东西。当然，中国评论界也有很多情绪化的语言，比如文学争论就多半如此。《新民晚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朱文的《我爱美元》是流氓小说，就既有道德性内容，也有情绪化内容。这不是评论，而是咒骂，所以我对“骂派”是持保留看法的。顺便说一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策划者和编者在未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我评贾平凹的文章的题目改成“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也是一种情绪化和人身攻击的做法，我是不赞同的。我原来文章的题目叫“贾平凹：个体的误区”，发表在99年的《作家》杂志上。评价王蒙的那篇文章也是。我原来文章的题目是《作为文化现象的王蒙》，发表在1989年的《当代作家评论》上。对这两位作家我都是很尊重的，谈他们的创作问题是希望他们写得更好，所以我是不赞同《十作家批判书》这样的处理的。今天借这个课堂对同学们做一个说明。当年龙应台批评作家很严厉，就有作家骂龙应台“性冷淡”，如果龙应台也是这样的话，就会回骂对方为“性功能衰弱者”，那么大家就都吵架了。中国的文学争鸣多半是吵架，吵到最后不了了之，不会有任何文学性的成果和学术性的成果，就是因为有“骂”在，而我的“本体性否定”理论，恰恰是想纠正这个问题的。“断裂的一代”很可惜也落入了其中，情绪化的东西大于理性分析，所以使他们说出了中国理论家、评论家都是吃干饭的这类情绪化的话，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这批作家中，有的是非常不错的、可爱的，比如南京的吴晨骏就是一个。但吴晨骏有的时候说话也偏激和越界了。比如他也说过我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这样的话，这就不妥；但是他也说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话。“晚生代”发起断裂问卷以后，他们抱成了一个群体，吴晨骏这个时候就说，我害怕集体，我害怕摆脱一个集体又落入一个新的集体。而且这个作家有作家的品质，就是他辞职写作，带着老婆和孩子到贫民窟里面去写作，这是很不容易的。他本来收入是不错的，为了创作他付出了很多，这点我是很钦佩他的。有一次我和江苏的汪政、朱辉聊天，我说过这样的看法，就是这场断裂问卷的意义，最后历史是怎么评价的，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必须拿出优秀的作品。否则“断裂”就可能是一场意气之战，虽有不满于现实的冲动，但不具备穿越现实之力量。作家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否则就没有文学意义。所以，当时有的评论家就认为“晚生代”作家是处于边缘化的，他们想通过“断裂问卷”来获得现实利益，我当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但“晚生代”作家如果不能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就很难阻止有的人朝这方面去想。比如目的是为了成为专业作家啊云云。而“晚生代”作家的表现到现在为止，虽然已有很优秀的作品，比如前期像韩东的《在码头》、吴晨骏的《梦境》、张生的《西递村》、近期李洱的《花腔》就不错。但总体上我也确实不是很满意。近几年，他们有的改行去搞电影，有的就不知道在做什么，作品或好作品并不多。总体上，他们的作品处在那么一个复杂的状况，有好的也有平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