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03)04—0091—04 一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了，但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至今天的文学状况，我们发现这一老话题出现了新问题。如果说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曾经有过的失误，是过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过分强调文学必须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使文学丧失了必要的独立品格。那么新的失误是出现了另一个极端，追求所谓纯文学的乌托邦而全然不理睬社会政治。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关注“闲适”类作品，而将带有一定政治功利的文学给予抑制和遮蔽。一如刘再复在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里反思的那样：“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1]事实上，这种“两极摆动的简单化”不单单表现在“评论”上，它几乎涉及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 在创作领域，1985年后的新潮小说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把政治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先锋作家完全离开“反思”、“改革”甚至“寻根”等的政治、文化“宏大”书写的思路，而沉入对“历史”的重构、沉入叙事和语言的迷宫；王朔对意识形态极尽调侃之能事，将一度极其严肃正统的政治术语予以滑稽模仿，形成与语境的极不合谐，构成言语的反讽；新写实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描写重大题材的“高度”降下来，去书写生活的“原生态”；新生代小说、女性写作刻意回避“大众”的“现实生活”，潜入对“私人生活”的个人化书写和“身体写作”；新生代诗歌明确标榜反传统反英雄，反对朦胧诗人的布道教诲；再往下延，所谓“70年代写作”更摆脱了“宏大”的社会政治书写，而进入对成长的烦恼和新新人类的独特生活场景的描摹当中。即便是一度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政治的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王安忆等人也把笔触转而伸向民间、种族、部落等等。似乎相当一部分的作家普遍降低了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热情，而表现一种“政治冷淡症”。 在接受领域，相当一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对茅盾、郭沫若甚至鲁迅及所有左翼作家和文学有很大隔膜感；对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工农兵文学”，对80、90年代一批“主旋律的文学”，如小说《抉择》、电影《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有先入为主的反感，从而先验地加以拒绝。而对一些非关政治的闲适作品表现了超常的兴趣，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小品，张爱玲等人的小说，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等等。丰富的阅读取向完全是必要的正常的，这些作家的作品也确有很高的价值，但对他们的片面的过度的接受，造成了对茅盾甚至鲁迅等人作品的遮蔽。 造成这种接受状况，与文学的传播和评论有关系。学界一方面出于对以往政治压制文学的反拨，另一方面也是受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的影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运动。但正如许多学人反思“重写文学史”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重写”既有“洞见”，又有“盲视”；既充分填补了一些空白之页，又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抑的极端。[1](P110)从文学史的重修到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从出版到批评活动，都有这种极端化倾向。对张爱玲、钱钟书的发现，对沈从文、周作人、徐志摩等的重新评价或推崇，对金庸的关注，这些的确意义重大。但这不能成为看轻甚至否定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否定郭沫若、茅盾甚至鲁迅的理由。王一川等学者重排20世纪文学大师座次，可以给张爱玲、沈从文、金庸等以崇高地位，但将茅盾这样的重要作家筛选掉，将郭沫若这样的重要诗人名次排到老后，多少有点矫枉过正。上海市作协邀请百名全国批评家，选出“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长恨歌》、《心灵史》、《九月寓言》、《许三观卖血记》、《我与地坛》等，也明显存在重大的偏颇，一如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所说，“《长恨歌》是一个没落的城市神话，《白鹿原》是家族和革命神话，《马桥词典》是语言神话，《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苦难神话，《九月寓言》是大地神话，《心灵史》是部落神话，《文化苦旅》是文人理想和历史神话。”这些作品“都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90年代的生存现实和日常细节，以集体主义的话语路径创造神话，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而一些关注当下日常生活、与当下的生存劈面相迎的重要作家如朱文等没引起重视。[2]在我看来，那些关涉现实社会政治的作家作品，如刘醒龙、河北的“三驾马车”、写《抉择》的张平、写《人间正道》的周梅森等就更不被评论家们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家们看好。 二 这种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偏好“闲适类”作品，而将一定政治功利类的作品予以遮蔽和压抑，将关涉当下社会政治的作品置于“优秀”之外的做法，与长期以来对“政治”这一概念的偏狭理解、对“政治”的误读有关。“反右扩大化”、“文革”时期对“政治”误读了，而新时期以后的许多作家、学人也误读了。前者是过分的“亲和”、紧跟，后者是过分的“紧张”、逃避，都把“政治”这一本来很宽泛的概念狭隘地理解成了某一时期的具体政策，甚至把特定时期的某种失常的政治等同于整个政治。事实上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国家、党派、个人的言行都是一种特定政治观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理论，政治是指一切阶级和阶层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一切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政治反映的是一定社会中阶级的根本利益，表现的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要求，维护的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2.政治是在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形式中发展的。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随着国家的产生，一切阶级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一切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的关系，即政治才得以发展起来。3.政治是以进行和处理国家事务为基本内容。具体而言，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P135)列宁也有明确地说：“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4](P370)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5](P823)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政治是一种上层建筑，既具有阶级性，也具有群体性、全局性的特征。“反右扩大化”等时期文学和政治的过分“亲和”，新时期以后一段时间的过分“紧张”，显然都只注意到了“政治”的第一属性：阶级性，过分夸大了这一属性，而忽视了其它两个属性：群体性、全局性。没有弄清政治事实上跟每个公民个体具体生活都息息相关。政治的包容量原本是很大的，大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划归政治范畴。但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政治的本义被某些团体、党派、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而歪曲了，或者又正因为这种歪曲而被另一些人出于反感而误读了。我们太习惯于顽固的二元对立模式了，雅与俗的对立，艺术与商业的对立，文学与政治的对立，要么完全为政治服务，丧失文学自身的品格，要么完全疏离、不问政治，滑向另一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