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鲁迅的研究就是对于鲁迅的发现。这种发现只能从鲁迅的文本和他的作为中求索。 世间一切独立的个体物事、物质，都是多面的；平面的也如此。平面不但有这一面和另一面两面；它的边沿也是“面”。发现固然最好面面俱到；然而只发现一面两面或若干面的也常有，这也无妨，毕竟有所发现。这种情形，和研究者站立的立足点和方位是有关系的。东坡先生《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拿来作为鲁迅研究的或一方法论，和检讨研究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也是很有启发的。 世间的一切个体的物事、物质，又都是多层次的结构：地球由地壳、地幔到地核；地幔又有上下之分，地核又有内外之别。鸡蛋由蛋壳、蛋膜、蛋白到蛋黄，大大小小，无不如此。人的肉身固然如此，人的精神也无不如此的。《昔时贤文》有言：“知人知面不知心”，作为器官，心在身体内部，谚云“人心隔肚皮”；作为“心思”“思想”精神的“心”，也是如此的。看表面的言语，可以“口是而心非”，可以“当面输心背后笑”，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以“食言而肥”；当然也有“言为心声”的，像鲁迅所说“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的真实的“人”，真诚的“人”。看表面的动作，并不能看出“动机”，《书》云，“人心惟危”，而“人心难测”，“人面兽心”，竟是成语；当然也有言行一致，特操卓然的“人”。因此对于“心”、“思想”、“精神”的发现，需要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这决定于眼力和识见。 世间的一切个体的物事、物质，没有孤立地存在的；它的上下左右前后是一个系统，是一张网。人在自然中，人在社会中，人一降生就坠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它的自然属性和儒家的文化属性)”和非亲亲的复杂人际关系网中。要有所发现，发现多少，发现大小，决定于眼界或曰视野的开阔与狭窄，高远与浅近。 鲁迅作为研究对象，人是这样，文是这样，作为也是这样。发现和解读鲁迅，有一个立足点和方法问题，眼力和识见问题，视野和眼界问题。 这都是常识，常理。所以我知道自己的“很幼稚”，只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研究鲁迅思想首先要研究清楚鲁迅到底有哪些思想，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这些思想的性质，评论它的是非，衡量它的高低”(《两地书·几点说明》)。也就是问一问自己：鲁迅有什么思想，是怎样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思想? 王富仁学兄提出了“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为鲁迅小说的研究寻求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一个较为开放的体系”(《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精辟的理论性的概括。 钱理群学兄在同样的理论性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因此他提出了发现与解读鲁迅的“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的见解(《心灵的探寻》)。他自己的鲁迅研究着重运用着这一方法，他更把这一“金针”度给他的博士生用来研究鲁迅。成绩斐然。最近他在《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五第六期发表的《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中，再一次运用这一方法，强调这一方法，同样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2 然而，他对鲁迅《死》中的“遗嘱”第五条的解读，却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他的解读是这样的： 鲁迅叮咛自己的儿子“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据前述冯雪峰的回忆，这是鲁迅的原意——，这或许是更值得深思的。这包含着对他自己的人生选择的一种反思。大家都知道，鲁迅是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但他又不止一次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出质疑，他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怀疑。他选择了一辈子，也质疑了一辈子。 …… ……1936年的鲁迅，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于是，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彻骨的绝望，于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向他的后代发出了“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这内心的痛苦是非亲历者绝难体会的。——而我们今天却似乎懂得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是： 鲁迅对于职业的看法? 鲁迅对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的看法? 鲁迅对于我们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的看法? 鲁迅对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诛族”乃至“灭十族”或“子以父荫”乃至“世袭罔替”的制度和观念的看法? 鲁迅真是一生在“绝望”中，乃至日益发展直到“彻骨的绝望”吗? 怎样发现和解读鲁迅? 3 我想先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发现鲁迅，自然首先不但要多读鲁迅，尤其要常读鲁迅，鲁迅是常读常新的，最好能够对鲁迅的作品烂熟于心，融会贯通；其次也要熟悉鲁迅同时代人的作品，以及后人对鲁迅的看法。正如天文学家每天观察星座、星空和那茫茫宇宙一样。 解读鲁迅，这是非常困难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著作不像算术，有“1+1=2”的惟一答案。“诗无达诂”是古人的经验谈；也是对诗的内在因素和解诗者的外在条件的理论性的概括。鲁迅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见《<绛洞花主>小引》，删节号原有)这既是事实，也是公认的常理。一部《鲁迅全集》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一个“近于”甚至“逼近”原作命意的解读呢?事实证明还不是这样。解读作品不是谈鬼，可以任由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体还是可以求索，可以有线索可寻的。语言文字毕竟是交流心意和思想的工具。无论多么真真假假，云遮雾罩，单词有多义，语法有变则，风格有特例，在具体的上下文和语境中，大抵有章可循，有义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