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702(2003)05-0001-09 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 逄增玉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种区域建制，“镇”的历史在中国存在千年以上，可谓历史久远。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仍然把小城镇建设作为缩小城乡差别实现现代化的当然国策，因此，小城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是中国制度建制上和实际上的空间存在。相当多的人口在过去和将来都将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 “镇”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空间存在，因此在汉语中，它往往与“乡”和“城”相关，称为“乡镇”或“城镇”，成为专有名词，即它是乡的扩大和城的缩小，与城乡有血缘联系又有差别。这样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存在，使小城镇成为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点和集散地，有别于城乡而又兼有城乡的若干特点，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而又独特的角色，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具有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小城镇人生、小城春秋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既灰色又浪漫、既感伤又温柔的集体记忆，小城其实与小城镇是等同的。 不过，虽然小城镇在从古到今的中国的空间地理结构、经济政治结构、制度风俗结构、文化精神结构中都自有特色，角色、功能、性质和意义都自成一格，理应进入文学的视野，成为重要的文学表现对象。但是，由于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前现代性质，基本上千年不变的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文明方式，使得小城镇的角色与功能多共性而少个性，多凝固而少变化，制度建制和空间地理上的特殊存在，并没有使之成为社会文化和文明变迁交汇的桥梁。因此，它自然也没有成为文学的青睐之地，而是从文学的视线中滑落或者被忽视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到来，中西方文化急切地交融或冲突的世纪壮剧，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两种文化与文明交汇或冲撞的合适空间，演出了一幕幕人生与文明的悲喜剧。而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物的近现代文学，开始将小城镇纳入视野，小城镇文学由此应运而生。 具体地考察起来，应该说，五四时期诞生的现代文学，是最早地以小城镇为观照和描写对象而创制“小城镇文学”或小城镇叙事的，小城镇文学就此成为现代文学中有特色的存在。小城镇文学的滥觞者，似乎应该首推鲁迅。鲁迅的不少以启蒙主义为主题追求的小说里，往往存在着一个以绍兴古镇为“模特”而虚构出来的“鲁镇”形象和空间。“鲁镇”在鲁迅的小说里大体具备着两种意义功能：首先是老中国灰色和悲剧人生发生的空间地域背景，其次，它是一个重要的形象和角色。《狂人日记》、《药》、《故乡》、《祝福》、《孔乙己》等一系列作品，鲁镇都是灰暗沉重的人生悲剧的依托背景、物化的目睹者，甚或是参与者，从祥林嫂到孔乙己的鲜明的悲剧人生命运里无不叠印和显现着鲁镇的形象，或者说，这些人物的人生命运和性格形象与鲁镇的环境内涵和整体形象紧密相连，二者具有性质的同一性。鲁迅笔下的鲁镇是和故乡、荒村意象等同的，它们蕴涵着同样的负面价值。鲁迅出色独特的“鲁镇叙事”，对当时的作家和文学产生影响，如在同样来自绍兴、受鲁迅影响的作家许钦文的小说里，作为叙事背景和空间意象的鲁镇，就时常出现和“显象”，叶圣陶和王鲁彦小说里的灰色小城镇，也与鲁迅小说里的“鲁镇”存在精神联系；同时，“鲁镇”叙事和形象对后来的“小城镇文学”，同样提供了“原型”和资源，具有重要和深远的示范意义。30至4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二月》，周文的《在白森镇》，沙汀《淘金记》，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其中描绘的芙蓉镇、白森镇、北斗镇、呼兰河城、果园城等，或是东南或西南的“南国小城镇”，或是中原与东北的小城，地域空间虽有不同，但精神性质却基本相似，即它们几乎都是封建性的思想和势力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所在，对内顽固地维护落后陈腐的“传统”，对外封闭、“排异”与“斥新”，这构成它们的思想特征与精神功能。同时，某种外来的、异端的、革命的或现代的思想和行为又进入小城镇，与小城镇固有传统和成规构成冲突，使小城镇成为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文明与落后、新与旧交汇激荡的独特空间。由于小城镇传统的此在性、本土性和主流地位所形成的强大的排异功能，冲突的结果无不以小城镇传统的胜利和对手的失败与退场而告终，小城镇的传统和“镇情”得以存在和延续，如鲁迅《狂人日记》、《药》对鲁镇的定位和叙事一样。这几乎成为现代启蒙主义和左翼性质的文学中“小城镇叙事”的基本模式，也是这类文学叙事中小城镇的基本形象。 另一种文学叙事中的小城镇，如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与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大异其趣。这种如作者所说的“希腊小庙”似的边城，是作者认为的古老传统和边地淳朴民风的物化存在和精神象征，充满着牧歌情调和桃园境界。小城的存在和它所体现出的一切都是符合人性，是应当永存的，非但不是人性的压抑，反而是人性的安慰。现代社会的冲击和时代变化，带给小城的不是善与美，而是善与美的毁灭。《边城》的叙事就在牧歌中开始夹杂着悲歌，到40年代沈从文写作的《长河》，这种幻灭的悲剧感就愈加浓烈。当然，沈从文笔下的小城镇形象也不是单色的，其散文《槐花镇》则以写实笔法绘出了灰暗压抑的另一类小城镇的色调和情调。 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以小城镇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叙事，大致有两种：现实题材的作品多以小城镇人生的变化隐喻或宣示历史和时代的旧貌换新颜，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则以小城镇为背景演绎大浪淘沙的革命风云，如《小城春秋》。70年代后期和新时期出现的、以《芙蓉镇》、《小镇上的将军》为代表的作品，在精神价值取向和对小城镇的形象定位上，应该说，继承了沈从文《边城》的流风遗韵而舍弃了启蒙或左翼文学的传统。在这些作品叙事里，小城镇固有的传统并非都是落后的“历史之恶”，而是呈现出淳朴的人性之善的性质。这种传统与代表“历史之善”的现代性、正义性、先进性的思想和力量相互接纳和包容，同以“革命”面目出现实质是反现代的真正的“历史之恶”，构成了小城镇冲突的人性内容和历史内容。由是，文学叙事中的小城镇成为向现代性转化和蜕变的、蕴涵了历史正向价值的意象空间和环境，其内涵和形象具有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与特征，小城镇在文学叙事中也由过去的负面形象变为正面形象。 80年代后期和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在林斤澜、余华等人的小说中，小城镇的形象和叙事变得怪异与丰富，另一方面，在更多的作家那里，对小城镇的关注却日益减少和稀薄。这一方面与小城镇或乡镇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对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起到的推动作用不相称，另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以来小城镇文学的传统和精神，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背离与中断。当然，文学不一定要与社会历史同步，某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或消失都自有其合理性，然而，考虑到现代小城镇文学的传统和小城镇在中国当代和未来社会格局中的重要性，考虑到小城镇角色功能的特殊性和承载的人生内容的丰富性，无论如何，放弃这一资源都是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