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3-130-07 “学者散文”在20世纪末的兴盛，实际上暗示着一种对雅致文学的激情。但这时期学者散文的局限又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作家的精神特质如何通过恰切的言语表达方式而使文本赋意过程真正显得意味深长，进而避免其文本仅止于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的阐发。也就是说，学者散文成其为学者散文的精神特质和文学特质，应是两重不可偏废的内质。现代学者散文的始作俑者是胡适、周作人和林语堂，因此通过他们进行考察，意在从源头处重新体认学者散文，以期获取一些有益的提示。 一、学者散文家的精神特质 新文学运动的文化启蒙主题，是我们一次次返回五四的必要话题，当这一主题所包容的文化价值取向的根柢已被确证为人的真正觉醒时，“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最终精神指向——人的自由——就是不应被忽略的，不论是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1](P11)，还是胡适的充分发展个人独立自由人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2](P274)，抑或林语堂的“个人之性灵”[3](P207-210)，全都以个人作为文化价值的主体，因此，应把“科学、民主、自由”理解为不断层层掘进的追求指向，文明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最终的目的是为着个人的发展，“自由”作为主体内在祈向衍发出文化启蒙的精神旨趣。“自由”是现代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 由人的觉醒而来的文学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带动了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诉求。胡适说：“‘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4](P196)独立的人格同时也是敢于“担干系”的。所谓“担干系”，就是现代主体性理论所强调的自我承担责任，具有行为能力并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使主体性成立，“自己作主”则是行为主体的自我确证和建构的前提和指向。文学的自由和人的自由在这里被同样对待，在文学上，胡适之“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决心，与他始终追寻的“人的文学”、“活文学”或“真的文学”皆以“自己作主”的自由精神为底色，他所尊奉的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概由此出。散文/文学界所取的主体性理论基本倚重西方现代主体性概念，现代主体性理论认为自我的概念虽然必须以“他者”(社会)的存在为前提，但自我主体性的实现，却只有在不断拒绝或修正“集体意志的力量”的过程中，即与他者的分离中才能达臻(也包括与体现为这一意志的自我成为的客我的分离性审视)；个人主体如果无力拒绝外在的桎梏，无法对抗集体意志的力量，就仍然不是自由主体，仍然不具备自我抉择的自由而尚未成为自律的主体。而新文学的发展在党派之争的介入后功利化倾向日渐明显，知识分子“仕”的价值取向中隐含的对政治意识与权力意识的急切趋附，导致对思想论争自由的遏制，暴露出政治谋求与文化启蒙搅和一处潜含的问题，而文学与政治的过分切合无疑剥落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周作人旋即提出“文学不革命”[5](P124)，“文学无用论”[5](P64)，强调文学“原来是反抗的”，反对“在政治上找文学做帮手”的“集团的艺术”；所谓“无用”则针对文学界借启蒙之名遏制文学思想自由的独尊倾向而言，尤其反对出之于启蒙的“迁就民众”而舍弃“真的自己的表现”(个人性)[6](P18)，这种不支持已占优势的主导思想的姿态强烈地显示出“叛徒”的独立人格。林语堂则在《言志篇》中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他理想的文学是“冷静超远的旁观者”[7](P155)所做的性灵文学；他明确提出了他的文学“超政治”观，声明“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我是无条件反对的”，“文学不必革命，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8](P409)“人生”的标举，为使文学关注有关“人”的更多问题而不桎梏于经世致用或更逼仄的某项政治活动。文学须超越政治的认识，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无价值，而林语堂将自己定位于“在大荒中孤游的人”(《大荒集/序》)，自有某种深意。 事实上，不论是胡适、林语堂还是周作人，他们对新文学的倡导和追求的热诚始终未曾改变，只是他们执着于文学的人性(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和不为政治拘囿的独立自由精神，当新文学运动转向带有政治谋求的“革命文学”之时，他们的依然故我的执着就显出“偏离”的孤绝，因此不能把它视为一种纯粹的离弃。确切地说，在他们认定的文学之路上他们始终不曾“转向”，从早期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并重，到后来的有意避开当下具体社会现象、更执着于文明批评(文化思索)，是深恐文学牵累于政治的自觉，是不为外力所牵、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使他们成为喧闹中的“旁观者”；林语堂的“不说别人的话”、不追随“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公论”的“偏见”观(《插论语丝的文体》)，胡适的“在不疑处有疑”的评判的态度，周作人的“叛徒与隐士”，都标示学者散文家的精神特质。这未必见容于其时的精神标举而为稍后的梁实秋、钱钟书和王了一所接续，形成现代学者散文的可以被追索的流脉。 从“自由”衍发的个性主体——“旁观者”的全部精神内涵，实质上指向思想者和文学家双重承担的心灵品质。作为“学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必一定是学者，但学者却必定是知识分子)，文化生命的光泽发之于反对的精神和行使异端的权利的自觉，这是知识分子自我赋予的本质和本职；始终站在边缘处的敏锐和坚定地祈想明天，构成萨义德认为的“执意不隶属于这些权威”的“局外人”[9](P7)角色，它指的是知识分子对既存现实坚守质疑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提挈的比它本身更多的祈愿。当然，在“学者散文家”这个呼式中，“学者”只是一个限定词，“散文家”才是他们有意味的身份提示，所以，文学的行动是赋予此双重身份以意义和价值的方式。周作人为《语丝》写的发刊词所言“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一个简明的概述。学者的中西审美视界的融合使他们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与丰富，得以从文化思考认识人生，藉文学行为艺术地表达这种体认，因此，他们追寻的“文化、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观念标示人的独立品格与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并无二致，周作人的“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林语堂的生活即艺术、艺术“近人生”观，均在避免文艺以“为人生”之名行“载道”之实的功利趋向，并点明学者的心灵自由到散文文学的转化和相互润泽。 二、学者散文的文化品格 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觉醒与痛苦源于对世界文化的认知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反观，这是两重不可偏废的视界，鲁迅所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0](P462)，就是指对中西文化做透彻比较后反观自照的自觉，也是决意挖掘自身欠缺的自觉，这种发现欠缺的自觉意识是促发中国文明新生的墙角石，所以他有这样的表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10](P462)民族文化在作为国民的人身上的内在化便显现为国民精神，对“人”的外面环境(社会、国家等)的当下批判在已自觉的五四知识分子那里都朝向“人”的内面精神的重塑。这中西文化比较中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同样是学者散文家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文化意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以人的发现为入路，以民族文化的时代的重建即现代化为切要，学者散文因此也总在两重思致上依各有推重的精神向度展开文学的文化追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