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3-137-06 一 尽管对新诗成就的看法还是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但大多数研究者承认，30年代是新诗本体建设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刻意讲求格调、音响、字句、意境的真正的诗歌”[1](P210)，而且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诗坛也从不同角度对以“个性解放”为前提的“自我表现”诗学进行了清理和反思，这既为左翼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两大潮流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也结束了五四以后诗坛上的那种纷乱无序的状态，使新诗具有了一种更为从容和成熟的品质。它一方面走出了五四以来那种较为单一的浪漫主义诗学模式，在与20世纪最新诗潮的接轨中变得更具现代的取舍眼光；另一方面也告别了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在新的基点上重新审视和吸收传统诗学的有益成分，并将它融入自己的现代性建构中。30年代诗歌这种上接传统血脉，旁采世界新潮的气度，使它成为连接五四诗歌和40年代诗歌的关键阶段。因此，在新诗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诗歌历来都是“重头戏”。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主要从单一的政治功利视角去理解30年代诗歌。在这种视角下，不仅诗歌文本成了附属于历史阐释的材料构件，其独立的内在审美价值完全被视如敝屣，而且意识形态的解剖刀，也把本时期诗歌的发展历史肢解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最近20年来，这种情形有了很大改观。学术界一方面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力图重现30年代诗歌发展的客观图景，另一方面则主张回到“诗歌本体”，强调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自律性，这一切，都在30年代诗歌研究领域结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不过，也许是因为对“政治挂帅”研究视角的反弹，这20多年来，人们在强调“回归诗歌本体”这一美学视角的时候，又常常难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30年代诗歌的历史语境，忽略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多重联系。我认为，这样的忽视有再次把作为有机整体的30年代诗歌肢解的危险。例如，当我们伸张诗歌的艺术自律性并用这一尺度去衡量30年代诗歌时，往往会把注重诗艺探索的“现代”诗派的创作当成30年代诗歌的主要研究文本，而相对忽视了曾经在当时诗坛起过重要作用的左翼诗歌的历史价值。这样一来，文学史研究所要求的那种客观性原则就会受到损害。再如，当我们从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上去评价30年代诗歌的艺术价值时，可能会过于强调本时期诗歌所构筑的“诗意”文本以及它们在融会中西诗学上的贡献，而忽视了这些诗歌的内在精神文化特质与当时的文化空间的关联。虽然，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歌比起其它的文学形式来，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有赖于它的语言形式及其独特的修辞方式，但是作为一种传达特定时代环境中人们情感体验和思想的文学形式，诗歌文本也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和文化环境下生成的，它与自己所生存的文化空间、与特定时代人们的情感趋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信息。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文本虽然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带‘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重读文学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2](P186)。对于30年代诗歌来说，这种看法也同样有效。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对新诗的历史考察必须具备史家的眼光，在这里，强调“回到诗歌本体”，并不是要将诗歌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而对诗歌审美价值的关注，也不意味着仅仅胶着于其文本形式的分析。如果简单地理解“诗歌的本体”这一概念，可能会把诗歌的文本形式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割裂开来，从而错过诗歌的文本形式所包含的丰富文化意蕴和信息，使这种研究失去社会文化和审美心理的依凭，也使我们对诗歌的“本体”丧失一种历史主义的视野，导向过分依赖研究者主观审美感受的危险，把诗歌研究变成一种咬文嚼字的、带有文字游戏色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某些论者的看法：“中国现代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仅仅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其实并不利于研究者的阐述，而且还可能因此掩盖了其它的问题”[3]。为了避免新诗史研究中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形，把诗歌的文本形式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去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与诗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文本的生成及其特征。以都市环境为背景来理解30年代诗歌，就是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探讨诗歌与具体的文化环境的关联。 二 其实，从都市这一维度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它过去很少在具体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展开。早在40年代，就曾有人判定，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它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4](P42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中，对“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作了一个基本论断，在他看来，抗战前的“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这里提到的抗战前的“上海时期”，也就是指与五四时代的“北京时期”相对应的“30年代”，用这一称谓来概括“30年代”，并强调“学生、职员、店员”等“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本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主要接受者，其实也暗示了这一时期左翼文学的都市性质。后来施蛰存在一篇文章中谈到30年代上海作家的创作心态时认为：“影响创作的因素除了政治，还有就是都会和乡村。”[5](P107)他把“政治”与“都会”和“乡村”并列，也突出了“都会”在30年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问题日益为学术界所关注，城市史、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学方面的专著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有关都市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日趋活跃，像“京派”“海派”这样的与特定都市文化相关联的创作现象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这些成果为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都市文化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路标。但是，这类成果也呈现着某种偏向：它们所关注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对小说与都市关系的阐释上，这不仅是由于小说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而且也是因为现代小说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最为贴近都市大众的生活和他们的审美趣味，因此它与都市文化的关系也就更加地明显。相比之下，有关都市文化与现代诗歌关系的研究虽然也出现过一些重要论文，但这类文章数量比较少，而且其关注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取材于都市生活的所谓“都市诗歌”——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和背景的诗歌的研究上。固然，“都市诗歌”是研究有关都市与诗歌关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但它毕竟只是这种研究的一个方面，因为都市环境对现代诗歌的意义和影响并不仅仅限于“都市诗歌”本身，整个新诗的生存状况、诗歌潮流的变化消长、诗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诗学主题、诗艺的变迁等等，都与都市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与小说戏剧等依托于都市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文学形式相比，诗歌有着更为古老的起源，它与都市的血缘关系似乎也没有那么密切。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诗歌也同样是适应着新兴的现代都市人的思想和情感需求而产生、并在现代都市所提供的文化空间中，依附于新的文化运作机制而生存和发展的。因此，新诗与现代都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创作的主体看，中国现代的大多数诗人们都生活在都市环境中，都市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里，他们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形成了现代的自我意识；从创作的起源看，社会政治和文化对诗人的影响是以都市这一空间作为中介的，这一新的生存空间和由它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不仅改变着诗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个体心态，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现代的震撼，体验到了现代人错综复杂的困境，也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思想情感的资源，而且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了构建诗歌文本的价值尺度，他们的写作动机在都市生活中得到酝酿，他们的内在感受和审美意识也在都市生活的熏陶下发展、变化，这一切都在不断刺激着诗歌艺术新特征的产生；从传播途径看，现代都市造就了现代的出版业和大众传媒，为新诗的出版和发表、为现代诗歌运动的组织和诗歌潮流的起源提供了物质的前提。尤其是那些文化中心城市，对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更为突出的作用。只有通过文化中心城市，一种诗歌运动才有机会引起“全国性”的反响，也只有通过文化中心城市，诗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全国性”的名声。现代诗歌主要依凭着都市的传媒网络这一制度化的媒介(如书店和期刊杂志等)，来形成与读者的联系。同时，现代都市传媒网络的商业化运作动机也反过来对诗歌的生存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从接受者看，城市市民中的青年知识阶层是新诗的主要读者群，他们不仅通过对某种诗歌潮流的接受来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审美趣味，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要求和趣味对本时期诗歌的艺术格调和创作倾向形成某种规约。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都市所提供的新的文化空间，中国诗歌只能在传统农业文明浇灌的诗学园地中自然的生长，不可能呈现出现有的诗学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与新诗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并不亚于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