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3-0083-07 摆在我面前的是20世纪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50年代的《青春之歌》，一部是90年代的《施洗的河》。它们的写作、出版相距近半个世纪，其叙事的方式、结构和风格也迥然有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讲述的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故事。换言之，它们都是以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方式，赢得了各自时代的尊重和某种文学的权力。于是，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就产生了：关于知识分子的灵魂得救，它们是怎样想象的?何以这样想象?想象的差异缘何而生?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精神变动?又书写了50、90年代中国怎样的文化政治困境? 一 在杨沫谱写《青春之歌》的时候，另一位中国诗人正在写作这样的诗句：“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赤卫队……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注：方谦、李平选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很显然，那是一个人们不断想象奔向延河，而又总是不能到达延河的时代：你夸父逐日般的追逐，但“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而在这之前的一二十年间，延河的所在地延安就已经被命名为“圣地”了。在此语境下的延河就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奔赴延河的姿态和行动，就具有了“朝圣”的意味。 《青春之歌》没有直接写到延安，更没有写到延河。小说的叙事时间在红军到达延安不久便戛然而止了。但是，很显然延河是矗立在小说叙事后面的庞大的背景。延河使作家获得了清晰的叙事立场、叙事的方向及路径；获得了想象的动力、羽翼和飞翔的姿式；获得了燃烧的激情和语言的纯净。更有兴味的是，红军到达延河与林道静成为成熟的革命者几乎同时。红军穿越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林道静历经灵魂的煎熬，最终抵达“革命圣地”，又达成一种同构，无论真实乎?想象乎?虚构乎?象征乎?都大有深意在焉。 毫无疑问，《青春之歌》是关于知识分子林道静的“成长小说”，而她的成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灵魂得救的过程。“灵魂”一词在小说中至少出现了20次，“拯救”、“援救”等词汇更是播撒在字里行间，串连起来，构成了小说重要的精神向度。 阅读经验告诉我们：拯救林道静灵魂的不是基督，也不是什么神仙皇帝，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创建独立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一句话，是社会科学理性。林道静灵魂得救的过程，就是其不断滤尽思想、情感的杂质，趋赴社会科学理性的过程，也是其被建立在此种科学理性之上的力量所不断认可、接纳的过程。 站在这种科学理性的立场，林道静是有原罪的。原罪来源于她永远无法选择的出身。这正如她后来对江华的告白：“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注：杨沫：《青春之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331页。)按照俄罗斯的民间传说，白骨头代表贵族，黑骨头代表奴隶和劳动人民。林道静的原罪就在这白骨头上，她的灵魂获救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白骨头变黑，并得到所追随的政治力量承认。好在她身上有一半是黑骨头，这就使她的获救具备了某种可能性。 既然有原罪，就需要赎罪。小说的第二部第十章专门写到了赎罪。林道静受组织指派，以家庭教师的身份隐蔽在地主老财家里，准备配合地下党发动农民进行“秋收起义”，可是却屡次遭到长工的冷遇。后来，也是长工的地下工作者许满屯，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和林道静走向工农的途径：“你还是想法子替你那父母赎点罪吧!” 尽管林道静对自己要不要赎罪有过痛苦，也有过怀疑，但赎罪是她通往信仰的必经之途，赎罪也从此潜入其意识深处。由于有了赎罪意识，当她再次推开长工郑德富的牲口般的房门时，虽然“又是一阵恶臭熏鼻”，却“不再觉得恶心了。”精神的力量改变了生理的功能。同时，当郑德富对她的热情，依然抱着仇视、冷淡和轻蔑时，“忽然‘赎罪’两个字又清晰地浮上了脑际”，她又获得了“团结”对方的力量。(注：杨沫：《青春之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331页。) 以林道静信奉的社会科学理性来审视，她的先天的罪孽还很大，那是一个原罪所不能涵盖的。他赎罪的路还很长。她首先要告别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生存方式，那种庄禅式的宁静淡泊，只能将她的灵魂带离到她所追随的那个彼岸世界更远的地方。她得学会仇恨、暴力、革命和斗争，得淘洗掉身上的柔情、温情，甚至得重新打造自己的性别特征，寻找自己灵、魂、肉的归宿。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她既要和民族的敌人、卖国的政府战斗，又要和所属的阶级决裂，还要与自己的灵魂搏斗。总之，她必须经历地狱、炼狱的考验，来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才能抵达信仰的天堂。 在林道静灵魂获救、抵达信仰的途中，有几个人扮演了“魔鬼”或“牧师”的重要角色。余永泽看似以“情魔”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是另一种社会科学理性的象征性符号，后来林道静对他的离开，隐喻着对一种社会科学理性的唾弃。因此，这个爱情事件是一个关于信仰的事件，是林道静确立信仰、走向信仰的起点。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不仅在于“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的虚假性，更在于它的真实性。余永泽是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信奉另一套社会科学理性：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样，就如保尔·柯察金与冬妮亚分道扬镳一样，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