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篇连载文章中，已多次谈到背负“右派”、“反党”、“反革命”等烙印的那些人的诗与生涯，到此举出毛泽东来，我想是时候了。至少作为直接或间接地让那些没有犯罪意识的人们至今遭受冤狱而大吃苦头的始作俑者之毛泽东，我已提到过多次，不过，现在我是要将他作为直接参与了一时代之诗史的当事者来观之。毛泽东具有这种两面性乃广为人知的事实，而将作为革命家之过火行径归咎于其诗人气质以理解其两面性，也是一种说法吧。即使论及毛泽东的过火行径与冤狱的关系，不管怎样同情于受到冤狱的人，其实将此视为单方面的受迫害也未必正确。因为，一面相继恢复了历次“运动”中受害者的名誉，一面又只能以“功绩第一，失误第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的历史评价来看待历次“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无论是以这种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角度还是以自由的眼光来看，我们都不能不看到，几乎所有的冤狱剧多少都是以毛为顶点之绝大的历史力量与主人公们共同演出的结果。其间虽有败类和小丑钻营一类的因素，然若没有这种共演关系的前提这样的冤狱剧是难以成立的。在革命的洪流中，冤狱的当事者们不仅接受了对政治组织的绝对忠诚及对领导者的救世主式的崇拜，他们有时甚而至于希望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乃是没有办法的事态。这里有支配了本世纪全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则，或非西欧世界特别是中国革命所固有的社会文化条件存在着，在这一点上，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没能摆脱其成为剧中一个角色的命运。在诗作和人生境遇上，无论是从透彻的政治论还是其艺术论来看，都是有些迂阔的人间关怀下，我认为即使是超凡的英雄，掌权者也免不了成为一个剧中角色。由此，把毛及其诗作与其他诗人同等并列论之，亦是可能的吧。不过，毛的主要诗词在日本已有了详细的介绍(武田泰淳、竹内实《毛泽东·诗与人生》，文艺春秋社，1965。其中有当时已发表的37首的全译)，而且如要谈毛的诗，就应该在其使诗人过于强大的一面上谈之，这是我在此欲罢不能的办法。以上算是本文之所以拟定“诗之毛泽东现象”这一题目的缘由吧。 如果就此话题而举出毛的一首诗词来的话，无论从使毛的诗名一跃闻名全国这一点来看，还是就实际上若非天生的革命家则不可能有这样的诗作这一意义上讲，都莫过于《沁园春·雪》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广为人知的作品，而且就气魄的宏大与表现力之强烈来说，略去详细的注释恐怕更为适宜吧。以“红装素裹”、“妖娆”等艳丽的想象为媒介，从对冰雪所覆盖的西北高原(自注“秦晋高原”)的叙景，转为对仿佛为“多娇”的“江河”所魅的历代堂堂帝王之大胆而独特的评说，接下来预告新世界的主人公即将下凡，这种词的铺叙展开实在无可挑剔。或许可以批评其“千里”“万里”用字重复的平板，然而，就是这种用字重复亦有效地发挥了对全“风光”之理念性美化的作用(毛有一种喜用“千”“万”这样的大数字入诗的倾向)。而后半部分用来述志的“文采”、“风骚”、“风流”三词，即使可以举出一些各自的出典和用例，归根结底亦不如按照词中乘连用之气势，表达了从艺文素养到政治器量上的人之风格。这种评价人的基准在词语使用上亦明白地反映了其与内地特有的文人统治的传统之内在联系，而与毫不掩饰的争霸“江山”意志的搭配关系也由紧密的历史性得到了证实。这些都是该词作为传统定型诗之必然性深深关联的形态乃至结构上的事实，我想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议论的余地的。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这种不容置喙的正统感觉确实保证了作品的成功。但是，在作者的思想、创作背景等相关联的解释与评价方面则大有议论的余地，实际上，在该词公开发表的时候就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议论，在某些方面甚至作者本身也被卷入论争之中，好不热闹。 这首词问世于1945年8月末，在忧虑日本战败后再次爆发国内战争的舆论背景下，毛泽东应蒋介石的再三邀请由延安飞抵重庆，连续四十三天的直接谈判其间，赠给旧友诗人柳亚子的词就是这一首。柳亚子小蒋介石五岁大毛泽东六岁，乃是与孙文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等一起为坚守孙文“连苏容共”遗志而与蒋对立的国民党左派元老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于中央会议(二届二中全会)上结识当时在国民党内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头衔从事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会议已是孙文死后势力变得强大的国民党内右派制定排斥共产党方针(整理党务案)做出决议的一次会议，洞察到蒋不久将以大肃清的淋淋鲜血宣告国共合作终结的柳亚子，不满于忠实共产国际坚持回避与蒋决裂的共产党员的态度，力劝暗杀蒋介石，结果反而遭到了责备(据其后的《叠韵答曙光老两首》自注云，此人乃恽代英)。这种左思右想钻牛角尖的脾气还有神经衰弱病都不似党派政治的实际活动家，本来此人的名声在于以下特别的经历，即创立“南社”，于清末革命同盟会会员时代以诗鼓吹种族革命，又主持“新南社”，以旧同盟会会员的特别资格加入孙文“改组”后的国民党，而于此前后鼓吹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又将超越国共两党之别的近代中国之正统的“革命”落实于诗与国事之传统的结合上而生存过来。如此这般，早年便自称“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的柳亚子非常欣赏以国民党军为对手展开武装游击战的毛泽东，将毛与自己所尊崇的已故孙文并称“并世两列宁”(1929年《存殁口号六首之一》自注云指孙中山、毛润之)，显示了强烈的倾倒。更何况，对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登上国民抗日势力之一方顶点的毛泽东，柳亚子更是期待热烈，在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抗日根据地流浪途中亦没有忘记以诗向延安发出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