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至1925年5月，闻一多留美三年，无论世界观还是艺术观都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对西洋文明满怀憧憬，到深感幻灭并声言决裂，闻一多从此变成了一位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即他自称的国家主义者；从幼稚的《红烛》，到成熟的《死水》，闻一多的诗艺也脱胎换骨。何以至此，环境之外，与个人阅读也关系甚大。 作为密友，梁实秋当年见证了闻一多心智活动的种种轨迹。他曾回忆，在两人就读于珂泉(ColoradoSprings)的时候： 我所选的课程有一门是“近代诗”，一共读二十几个诗人的代表作品。还有一门是“丁尼孙与伯朗宁”。一多和我们一同上课。……一多的《死水》，在技术方面很得力于这时候的学习。在节奏方面，一多很欣赏吉伯龄，受他的影响不小。(注：据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引，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9页。) 在英诗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丁尼生的细腻写法theornatemethod和伯朗宁之偏重丑陋the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现代诗人霍斯曼之简练整洁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壮铿锵的节奏，都对他的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注：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33、37页。) 着眼于诗，梁实秋在此列举了许多给过闻一多以启示的名字。那么这些人中，有没有谁对闻一多的影响不止于诗，而兼及于思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同时对闻一多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我认为，那一定是吉卜林。 当文明的冲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话题，声名沉寂已久的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在西方再度受到注意。而在中国读书界，这位190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似乎仅以他那许多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为人所知，他的诗，以及他那与其文学天才混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观点，对我们来说都十分陌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受过影响的西方作家的名册上，也见不到他的名字。可历史的地表下常常有好多潜伏的勾连纠结不为我们所知，吉卜林与闻一多之间，或基于事实，或出于推断，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有待于我们重新发掘。 当然，闻一多自己并没有提到过吉卜林的名字，但来自后者艺术上的显著影响，不仅对他个人的创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微妙地改变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方向，本文的要务就是指证和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二人——一个帝国主义诗人与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在思想上也相映成趣，这特别引起本人比较的兴趣，以至于我想首先从这里入手来加以探讨。 一 萨义德在他的名著《东方学》中抨击那些“东方学家”时，少不了要提到吉卜林的名字：“他们的想象性视野主要由他们卓越的同代人吉卜林所提供，后者在歌唱‘对棕榈和菠萝的统治’时所具有的热情是令人难忘的。”(注：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85页。)吉卜林的这句唱词，萨义德所记大致不差，出自吉卜林189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所作的颂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此诗可以视为吉卜林殖民思想的一个标本，全文照译如下： 我们列祖列宗的上帝啊，/我们辽阔的战线之主，/在那令人敬畏的巨手下/我们统治着棕榈与松树。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当喧嚣和骚动都已沉寂，/当诸王、众首领都已凋零，/依然留下你古老的献祭/和一颗谦卑、忏悔的心灵。/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沙丘和海岬炮火已沉没。/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像亚述、腓尼基一样陨落!/宽恕我们吧，万邦的主宰，/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如果我们为武功的显赫/而陶醉，不再对你敬畏；/像异教徒放纵狂野的唇舌，/像劣等民族目无法规——/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为那些异教徒，他们只信任/冒烟的枪管和铸铁的弹片，/为那些灰尘上英勇的灰尘，/而并不寻求你的照看。/为那些癫狂的自大和蠢话，/上帝啊，宽恕你的子民吧! 真正是无愧于“帝国主义歌手”(singerofimperialism)的绰号，吉卜林鼓吹秩序、强调服从的白人殖民者的思想，贯穿在他的小说、散文尤其是诗歌中，成了喋喋不休的滥调。对“异教徒”和“劣等民族”侮辱性的语句，毫无忌惮地出现在吉卜林的笔下。在他看来，白人有开化异教有色人种的天职，帝国主义的征服乃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为此，必须派遣小伙子们不远万里去发动可怕的战争。对于那些“劣等民族”，只有忍辱负重，竭力去改进他们的生存状况，迫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念，尽管他们不领情，尽管他们埋怨甚至愤怒。于是，吉卜林从混乱的人性的泥淖之上构想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乌托邦，其中，殖民地的“东方”最终会自愿顺从殖民者的“西方”的统治，而白种人对有色人种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感。 正因为如此，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吉卜林招牌式的思想才会被以赞赏的口吻点出来：“《七海》(1896)这组诗歌透露出吉卜林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是一个版图包括全球的帝国公民。在所有纯文学的作家里，为加强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无疑要算吉卜林了。”也因为如此，有人说，吉卜林的事业在英联邦的历史上，比起在英语文学史上，来得远为重要。文学史告诉我们：“他的那些诗篇，又浅白又世故，其声名普及于整个英语世界；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一般家庭里的读物，除了圣经，便是吉卜林。”(注：MargaretStonyk,NineteenthCenturyEnglishLiterature,London,MacmillanPressLtd,1983,p.262.)而下面的描述更具体而富有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