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623(2003)05-0014-05 一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就引进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早在中国用心理分析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和文学的，是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而最早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小说创作中的应该是鲁迅，正是鲁迅。“拿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创作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心理分析小说。 鲁迅一开始就为西方新近的文化思潮所鼓荡，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崩溃为鲁迅的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外国文学对鲁迅的现代品性的塑造成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促和鼓励着创作。”[1]鲁迅甚至还不无偏激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2]鲁迅还说他写作《狂人日记》等作品，“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3]。没有西方文化思潮的输入，就没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所以，鲁迅思想和艺术现代化品格的形成，源于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弗洛伊德当然是其中之一。正如一位国外文学理论家所说：“名作家中极少人能真正避开精神分析观念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施蛰存也是从20年代初就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4]但是，最终对施蛰存的创作产生根本影响的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蔼理斯的《性的心理》，以及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施蛰存说：“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5]施蛰存认为显尼志勒“可以与他的同乡弗罗特媲美”[6]。 心理分析小说与心理小说不同，施蛰存说：“心理小说是老早就有的，17、18世纪就有的。Psychoanalysis(心理分析)是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因为里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这和18世纪的写作不一样，那时的心理学还没有挖到这么深的地步。”[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创立了心理分析学说，一些文学家自觉地将心理分析理论运用于创作和批评。“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心理分析学则开始直接结出了文学创作的累累硕果”[8]。 二 鲁迅的心理分析小说，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很大影响。20年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知识分子面临深刻的精神危机。“五四”时期，面对几千年的旧文化，新文化阵营的同人同声“呐喊”，向旧世界发出坚强的“战叫”，然而，高潮一过，旧势力如潮而来，新阵营分化瓦解，有的退隐，有的升官，有的发财，“呐喊”之后，“彷徨”随来。 从鲁迅个人看，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超我”的压抑力量非常之大。从小，他接受了传统思想的熏陶，又经受了家道中落的白眼，加上母亲赐给的婚姻，传统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压迫着他。从时代与国家看，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虎视眈眈的列强，觊觎着古老的帝国，儒家学说的精神支柱，面临着分崩离析，鲁迅将个人和民族的重负肩于一身，背负着巨大的民族的、国家的苦难，显然，“本我”被深深潜抑。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产生是“创伤的执著”，他说：“‘创伤的’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验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0]鲁迅却把这“潜意识”拿来，表现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孔乙己》里，作者以喜剧手法写了悲惨的孔乙己，然而，透过迂腐的孔乙己背后，却表现了更深广的内容。首先，孔乙己以善良回报社会的冷漠。当他成为茶馆中闲人说笑的“谈资”时，天真的孔乙己仍然认真地教店员“回”字的几种不同写法，告诉他日后用得着。这“日后用得着”正是孔乙己长期接受的价值观的流露。其次，潦倒贫困的孔乙己，仍然固执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始终不肯脱下表示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成了穿长衫中惟一站着喝酒的人。在这里，鲁迅运用孔乙己的一些并非“性”的潜意识的流露，反映的却是礼教吃人的本质内容，这些同时可以看出，鲁迅所写的“潜意识”当然是“创伤的执著”，然而绝非弗洛伊德所分析的“性”的创伤的执著，乃是介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部分。 如果说在孔乙己身上，鲁迅更多的是关注旧礼教对人性的戕害造成的人格变态的话，那么在吕纬甫和魏连殳身上，鲁迅则更多地暴露了自己的“创伤的执著”的潜意识下的寂寞和哀愁。 鲁迅总觉得自己的身上有“鬼气”，“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1]。中国数千年旧礼教的“气闷的沉重”不必说，鲁迅还目睹了青年分成两大阵营；“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更使他感到失望和“恐怖”[12]，并因“恐怖”而沉默，“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怖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12](P40)。鲁迅沉默，也因为“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13]。这是一种压抑，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3]但是，往往“麻痹”和“忘却”并不奏效，“沉默”也是有限度的，鲁迅便时常“偶不留意”，将压抑在潜意识的思想“露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