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3)05-0042-07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近年来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经历了此前否定性的评价之后，又恢复到过去的肯定性的评价，文学史观乃至历史观最终成为一种思想的循环。历史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陈述，然后才是一种判断，更不应该只是一种个体化的判断，脱离真实陈述的个体化的判断往往导致价值观的随机性。 无产阶级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种新奇现象，从文学与社会的现实关系来说，无产阶级文学其本身思想内容的社会意义远大于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学史意义。毫无疑问，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绝不是单纯的艺术史和学术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思想史和政治史，这一历史的属性，为人们从文本的思想出发对这一文学运动进行外在的批评，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应该说，这种外在的文学史研究至今仍是最切近无产阶级文学本质的研究。本文无意在文学史观上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行再次的重新评价，仅是从中日文学的关系来陈述一种历史的事实和思想的关联。 一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文学史上被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在这种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受苏联文学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发生和发展。由于苏联文学的直接而有组织的影响，在中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于无产阶级政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事实，一度占据了文坛的主潮地位。苏联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致有两个路向：一个是由瞿秋白及“太阳社”的蒋光慈、沈起予、钱杏村等人直接传来；另一个是通过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以及鲁迅、冯雪峰、林伯修、陈勺水、胡秋原等人经日本文学界转折而来的。从而形成了“苏联—→中国”、“苏联—→日本—→中国”这样两个渠道而一个目的的传播路向。 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运动在“苏联→日本→中国”的依次发生和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虽因其自身实践而具有独特性，但由于发展时序上的后起，其师承苏联、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共通性还是主要的，而这种历史的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中日两国无产阶级小说的思想形态上。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中日两国现代小说的主题先后发生了共同性的变异：由自我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其具体内涵也基本上是共同的：鼓吹阶级斗争，强调阶级的集团意识。 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日本、中国等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不只是世界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世界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转折。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丰富。然而，如前所述，无论就其思想主题还是艺术特性来说，无产阶级文学都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运动，是带有思想解放和思想限制的双重性质的社会运动。 正是由于苏、日、中三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承递式的影响关系，三国各自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学都带有幼稚的“拉普病”。而最突出的病症是简单地运用所谓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创作方法，强调“群像”的描写，排斥个体形象。苏联战争小说《铁流》、《铁甲列车》等便是在这样一种理论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中没有个人形象，没有主人公，描写的是无产阶级战士的群体。 直接引入苏联文艺理论并在日本产生最大影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是藏原惟人。1924年至1926年，他作为《都新闻》的特派员而赴苏联，此间受到苏联“拉普”派理论的很大影响。归国后，藏原惟人大量介绍苏联文学理论，发表《政党与文学》等文章，批评新居格的文艺观，强调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作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把在苏联期间接触到的这种理论融聚成“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日本。他在著名论文《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中，提出了与过去日本文学传统相异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主张。他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要创造站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立场上的现实主义。直接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小林多喜二创作了反映日本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三·一五”事件的小说《1928年3月15日》。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主人公形象，作者描绘的便是一个革命的集体，而其后创作的《蟹工船》在人物描写上更加“群体化”，几乎没有一位有姓名的主人公。 通过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两条渠道，直接吸收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很快接受了“拉普”派的理论，并付之于实践。 革命文学的先行者蒋光慈认为旧文学表现的仅是个人主义倾向，只有个人而没有群体。宣称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人物就是群众而非个人，倾向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1](P28)。蒋光慈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苏联文学的影响，而当时中国文艺理论更主要的来源还是日本。当时，杜国痒等人几乎把藏原惟人的理论文章都译介过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也很快被译成了中文，出现在3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上。 中国无产阶级小说的具体创作实践以1931年丁玲的小说《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革命小说”时期与“左联”时期。其实，从主题层次来说，二者之间好像并没有太大的间隔，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形象选择的个体性与群体性之分。这种区别最初就不仅只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的变化，而是带有主题意义的变化，即由“革命小说”的“自我否定”到“左联”时期的“否定自我”的思想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