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今年六月份，我收到学生自办的一份文学刊物《我们》的编辑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身为北大学生，我们却能分明感到校园中弥漫的虚无主义、逐渐丧失的公民热情和思想深度。这些现象当然有其大的背景，而我们仅仅希望年轻的北大学生能够对此有所意识。通过文学创作，至少，真实地感受了并且思考了——不论其结论是否依旧是虚无，这种虚无至少不是麻木的虚无。” 这段话对我深有触动。因为，这些现象——“校园中弥漫的虚无主义、逐渐丧失的公民热情和思想深度”——假如存在的话，除了“大的背景”因素之外，作为教师的我也同样应该身负责任。譬如我们这些文学教师就应该反省在文学教育方面所存在的与此相关的问题。至少这些年我一面在讲坛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面也同样有这种“虚无主义”式的情绪，常常在疑虑“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正像王晓明先生已经质问过的那样：“你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是仅仅出于谋生的需要，你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作这方面的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王晓明先生的疑问可以引发文学教师的更进一步的思索：什么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究竟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想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 一直困惑着我的一个忧虑是：这些年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随着学院化和体制化过程的日益加剧而越来越有走向“知识论”和“制度化”的倾向。我们往往更喜欢相信一系列本土的尤其是西方的宏大理论体系，喜欢建构一个个的知识论视野，但是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却都可能在我们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学院化的制度中日渐丧失。于是我们的课堂上往往充斥着干燥的说教，充斥着抽干了文学感性的空洞“话语”。正如在大学教育问题上投入了更多思考的薛毅所说：“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你听信了这种说教，还能被文学作品所打动吗?你还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吗?你习惯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不信，它还是会占有你的思维。”这样的文学教育的后果是学生学到了一套套的话语和理论，而感动能力、艺术感受力以及纯正的文学趣味甚至本真的天性却丧失掉了。我一直认为大学里的文学教育是消灭理想读者的教育，文学教育的后果之一就是把本来在阅读中有道德感、有正义感、有感动能力，能够血脉贲张拍案而起的那些文学的理想读者塑造成为一些成熟老练、目光挑剔、什么也不在乎的理性读者。至于文学研究者们可能离理想读者就更远。 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我们首先应该思索的是文学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文学更适宜于处理的是人类关于生活世界的原初的、感性的经验图景，是生活的原初境遇。在某种意义上，“境遇”的概念也许是界定文学性的一个更好的方式，它处理的往往是人在具体历史中的存在，是人的感性的存在，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同时，这些人的生存世界中的经验和境遇图景往往因其具体性而无法被理性框架归纳，无法纳入理论体系。人类总要面对某些无法纳入某种概括、归纳和某种体系、制度的一些经验的、境遇化的东西。这些经验可能也超越于文学史叙述，超越我们出于某种需要对文学的言说，超越我们想要赋予或强加给文学的东西。一旦超越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可能重新回到人类的经验世界，回到人类生活世界的最原初的地方。 因此，文学史教学首先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更本体的问题，即我们所理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我们需要文学做什么?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重拾对于文学的信心，重拾对于文学家的信任。重温王国维在上世纪初叶所说的话是有意义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文学如果说有所谓的永恒的价值，当正在于此，在于对永久性的精神的重建。而随着90年代以来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边缘化，我们这些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也曾一度对它失去了信心。尤其是我所讲授的现代文学，更是经常被治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者轻视。我自己也由于感到心虚进而总是表现得虚心。这种对现代文学的轻视也就因此同时存在于相当一批学生当中。前年黄子平教授回北大中文系做了一个题为《再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讲座，有同学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一流的作家和作品?”黄子平回答：“我不太喜欢你的这种提问题的口气，更不同意你的观点。现代文学中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而且是令人感动的作品。”听了这番话，在场的我也心中油然涌出一份感动，为黄子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信念。而今，从《我们》的编辑同学的信中，我也同样领受了一份感动，我感到年轻的学子们依旧相信文学的力量，他们试图通过文学去感受和思考，去抗争也许无法抗争的“虚无”，这里面存有一份单纯而执著的信仰，对于我这样在讲坛上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也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