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一种理性的文学史观 黄修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金岳霖先生说：“历史两字很麻烦。有时指事实上的历史，有时指写出来的历史。”(《知识论》)于是也有两种历史观。我这里说的不是人们对“事实上的历史”的观念，而是指怎样看待“写出来的历史”的观念(本文以下说的“历史观”，均指此种，不一一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就是“写出来的历史”。教师传授这一段历史知识，也必然同时在有意无意中传授了某种怎样看待“写出来的历史”的观念，这对于学生怎样认识历史、对待历史大有影响。 打倒“四人帮”后，大家都批评红卫兵。那时我就说过：“红卫兵是哪里来的?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外国派来的，他们是我们的弟弟妹妹，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红卫兵用“否定一切”的反理性的眼光看现实、看历史。应该反思我们怎么会培养出这些思想非常简单化、绝对化的年青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现在就以现代文学史为例，看看我们传授了什么样的历史观。篇幅所限，我只能举例来讲。 在我学现代文学史的时候(1959年)，这门课已经变成阶级斗争史了。那时现代文学史的面貌是：“五四”新文学与林纾斗，与学衡派、甲寅派斗，其性质是与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而与现代评论派斗，其性质已经发展到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再与新月派斗，是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再与“自由人”、“第三种人”斗，是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因为1959年正展开批判修正主义，所以“自由人”、“第三种人”也以披着普列汉诺夫的外衣，而被当做修正主义)；再与冯雪峰、胡风斗，是与党内、革命队伍内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到了延安，是与小资产阶级斗争。这真是阶级斗争步步深入，无产阶级节节得胜的标准图式。它告诉我们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第一，斗争是不间断的；第二，是逐渐深入的，越深入便越深刻；第三，一分为二，你死我活，但无产阶级总是胜利的；第四，已经斗到小资产阶级了，所以首先我们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其次要与朋友、同学、老师斗，因为他们也都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那时认为只要我们坚决地斗下去，我们就会胜利，社会主义就有保证了。我后来当了老师，大致也是照着这么讲的。 那么，怎么让学生相信这一套呢?老师讲课(包括非常谦虚的人)，往往强调自己讲的历史是“绝对之是”，在讲授上述标准图式时，也要特别强调这是“绝对之是”。“文革”前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要刷掉一批作家，现代文学史也跟着不断地刷。每刷一次都要告诉学生这样才是“绝对之是”，才是最深刻地再现了历史真相，揭示了历史规律。今天这步步深入的图式，就是“刷”了多次后才确立起来的最正确的历史图式。这就传授了这样的历史观：历史可以有“绝对之是”。如果某教师是权威，某领导人的群众信任度很高，那么他讲的历史更是“绝对之是”了。既有“绝对之是”，便有“绝对之非”，于是形成一个非常僵硬的思维模式，“非是即非”；不承认人的认识可以“亦是亦非”，在某一条件下是“是”，而在另一条件下就可能成为“非”。 红卫兵就是迷信阶级斗争标准图式为“绝对之是”，迷信斗争是不间断的，真的以为斗争越深入，挖出的坏人就越多，胜利就越大。既然是“绝对之是”，铁板钉钉了，就可以绝对相信，不必怀疑，不必自己动脑子问个究竟，不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因此宣扬“绝对之是”必然导致盲从，导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于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煽动下，等不及“步步深入”，什么“封建遗老”、“买办走狗”、“资产阶级贵族”、“修正主义分子”……不分先后，一股脑儿全面专政了。 但上述历史图式绝不是“绝对之是”，它只是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段认识过程，而且是曲折的过程。它认识到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思想斗争，在“五四”后非常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各种思想往往带有阶级色彩。但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下，把文艺思想等同于政治思想，把文艺斗争等同于政治斗争，机械地构筑了“步步深入，节节胜利”的图式，把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为抽象的、僵硬的固定模式，这是不符合现代文学的历史实际的。 现在当然没有人再来这样讲了。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到：“重写重构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现在我们课上讲的，书里写的，已经与过去所讲、所写相隔“万重山”了。可是有一点还是一样的，那就是还是以自己讲的为“绝对之是”。我相信我们许多老师都有颗真诚的心，总是希望拿自认为最正确的知识教学生。但历史证明宣传有所谓最正确的“绝对之是”，就是宣传思想迷信。他今天迷信老师，明天就可能去迷信上级，迷信权威，迷信书本，迷信决议，迷信“定评”。他的思想就会渐渐地僵化了，因为他以为已经获得绝对正确的、万无一失的宝贝了，不需要自己再动什么脑筋了。 历史，我们所编写的历史，没有“绝对之是”。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历史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有“绝对之是”。但正因为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我们只能靠遗留的史料、史迹去认识它。而保留至今的史料、史迹，有完缺、真伪等问题，即使已经全部掌握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原貌。再说史料中最重要的毕竟是文字材料，而语言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生活真实的，“能指”不可能完全达到“所指”。这些文字材料已经与生活原样有了距离，更不要说人为的改篡了。何况后人写史，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因此所有的史著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人对历史的一种认识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新出的现代文学史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这样，所有的历史著作，当然包括我们的教材，都只能追求尽量接近历史，而不能达到“绝对之是”。整个20世纪是个非常张扬主体性的时代，好像主体是万能的。跨进21世纪后，应该可以冷静一点了，要承认主体的局限性，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是无法达到“绝对之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