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5-0078-08 “哈佛味”及留学生与新文化运动的疏离 上个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不少，“学衡派”成员中就有近十位。若以林语堂的界说，他们回国后多少都带有“哈佛味”。林语堂、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张歆海、梁实秋、郭斌龢可以算是“四年毕业”，而梅光迪、吴宓则始终没能“毕业”，即患上了“哈佛病”，没有摆脱“哈佛味”。 林语堂有过哈佛大学一年学习的经历，本与汤用彤、陈寅恪、楼光来、梅光迪、吴宓等人坐一个长凳听课，因不满白璧德的保守而转学。他在《哈佛味》一文中强调，文章有味，大学也有味。他引美国著名幽默家罗吉士(WillRogers)的话说：“哈佛大学之教育并非四年。因为是四年在校，四年离校，共是八年。四年在校使他变成不讲理的人，离校以后，大约又须四年，使他变成讲理的人，与未入学时一样。”他说自己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后来转变了，不失赤子之心。于是，他骂人的话出来了：“许多哈佛士人，只经过入校之四年时期，永远未经过离校四年之时期，而似乎也没有经过此离校四年时期之希望。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笑我从前像他。”[1](p.120) 林语堂是胡适的朋友，也是新文化派。他日后嘲笑哈佛学子，与新旧文学之争有关。胡适在与梅光迪、任叔永论辩时说：“我辈不作腐儒生。”[2](p.31)此乃话中有话。温源宁在英文著作《一知半解》中有《吴宓先生》一章，说吴宓的病在“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的立场。雨生不幸，坠入这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现在他一切的意见都染上这主义的色彩。伦理与艺术怎样也搅不清。你听他讲，常常莫名他是在讲文学或者是在演讲道德”[3](p.98)。林语堂对此文有特别的兴趣，将其译为中文。 是受导师的影响太深，还是自己的信念执著?究竟什么是“哈佛味”?白璧德、穆尔的中国学生的“哈佛味”又表现出什么特点?有学者注意到了梅光迪、吴宓身上在为人处事方面体现出的白璧德、穆尔“不苟言笑、执著专致和严肃认真”[4](p.509)的风格，和除张歆海、范存忠外，白璧德、穆尔的中国学生，像导师一样，“也都以获得硕士学位为满足，而没有攻读博士学位”[4](p.511)。 据潘光旦在《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号上所写的《今后之季报与留美学生》示，在留美学生界，有两种名义上足以代表全体的定期出版物。一是英文的《留美学生月报》，二是中文的《留美学生季报》。前者是对外的，后者是对内的。而《留美学生季报》是1914年据原《留美学生年报》改刊的，在国内的上海印刷发行。这时的《留美学生季报》是广大留美学生的一个公共空间，后来成为“学衡派”成员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汪懋祖、徐则林(陵)和主张文学革命的胡适、陈衡哲、赵元任等都曾在上面发表言论。1915年《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的“诗词”栏目中有胡适的《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其中有“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的诗句。这是与国内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文学革命”的开始，“文学革命”一词首先在胡适的诗中出现。另有唐钺、任鸿隽、杨铨、胡先骕的诗。这时候，文学革命开始在美国胡适的朋友中讨论。 1917年1月，文学革命的火焰在《新青年》上由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点燃。反映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是作为该刊主编的胡适的东西特别多，同时作为刊物编辑陈衡哲的白话“记实小说”《一日》也在1917年第4卷第2号上发表。正是这篇小说，被美国著名学者周策纵视为早于鲁迅《狂人日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该期有胡适的诗八首、词三首，如诗《尝试篇》、《蝴蝶》，词《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年》等。“笔记”栏目中有胡适的《江上杂记》和记录他和梅光迪讨论文学的《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而《新大陆之笔墨官司》是胡适后来写《逼上梁山》叙述文学革命在美国由讨论到孕育成熟的最初底本。另有任鸿隽诗六首、词一首、文一篇，杨铨的词三首、文两篇。陈衡哲除小说外还有诗两首、文一篇。可以说，此时的《留美学生季报》是和文学革命的讨论、发端同步的。他们这些留美学生是中国新文学的催生者。胡适的这些诗词在他回国后都收入《尝试集》。 随着胡适回国，总编辑易人，1918-1919年的《留美学生季报》是相对沉寂的。在国内新文学运动高涨，刊物纷纷刊登新文学作品的同时，1918-1920年间的《留美学生季报》仍大量刊登旧体诗词。作者中有胡适的朋友任鸿隽，也有反对新文学的吴宓、汪懋祖。如汪懋祖在1919年3月第6卷第1号上刊登的《送梅君光迪归圜桥(CambridgeMass,U.S.A.)序》(归国后，此序又刊于1922年4月《学衡》第4期)就明确表示和梅光迪意见一致，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他说与梅光迪相识而成知音，且恨相见时晚。他对神州新化，吾国学者“泊于既狭且卑之实利主义。论文学则宗白话，讲道德则效报施”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新文化运动导致数千年先民之遗泽被摧锄以尽，中国人的灵魂丧失。而梅光迪要“以文救国，驯至乎中道。当不迷其同而放所异”。汪懋祖最后说他“将攘臂奋首，以从君之后，而助成其业也”。并以“坚其盟”为志向。这个“盟”即后来的“学衡派”，“业”即梅光迪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起创办的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学衡》杂志。他们在1922年以后果真因《学衡》而聚到一起，因为梅光迪的保守在1914年第1卷第3号上刊载的《民权主义之流弊论》一文中就显示出来。 吴宓主要是写旧体诗词，并坚持终生。如第5卷第1、3号、第7卷第3号上的诗，第7卷第2号上的文(《曹君丽明传》)、第7卷第3号上《英文诗话》等。但这些都无法构成与新文化—新文学的对抗。因为白话新文学的主流话语，此时已经构成大众话语的霸权，林纾、章士钊等试图抵抗、瓦解，都没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