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为新文学发难，中国文学历史矗立起了一块划分阶段的坐标。五四新文学的发难将历史悠久的古典文学一下子推到了“旧”的位置。新与旧的尖锐对立给后人留下了“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注：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的深刻印象。海内外学者中间，有“全盘反传统主义”和“断裂”的说法，两个说法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而喻：“全盘反传统主义”造成了新文化、新文学与传统的“断裂”。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指责几乎成为共识。郑敏先生在她极有影响的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批评五四文学革命形成的“正统逻辑”：“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她做出了概括性的论断：“这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待矛盾的封闭式的思维”，是“简单化的二元对抗逻辑。” 是的，是“二元对抗逻辑”。但，并不那么“简单化”。 在五四时期最初的阶段，新/旧已经构成势如水火的二元对立。《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题为《新旧问题》的文章，强调新/旧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折衷之说，非但不知新，并且不知旧，非直为新界之罪人，抑亦为旧界之蟊贼。”(注：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以进化作为价值标尺的新/旧的区分与对抗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时间因素，同时，“新”的价值取向更凸显着地理因素或者说民族因素。《新旧问题》的作者写道：“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之固有文化也如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同时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强硬、偏激的批判态度那样令人瞩目令人难忘，他们与传统势力、传统思想、传统习俗的对抗，强化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倘若将新/旧的二元对立演换成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现代/传统，便更增强了与世界(西方)思潮接轨的意味，也更突出了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评判的意义。 新/旧或曰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涵盖五四文学革命的价值取向。新/旧对立当然是最重要的时代议题，而胡适为新文学发难的另两组二元对立概念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则与新/旧的对立存在着明显的交叉。在新文学的旗帜下，陈独秀又列出了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国民文学/贵族文学、写实文学/古典文学、社会文学/山林文学。胡适和陈独秀确是以非此即彼的断然的二分法提出、张扬和捍卫文学革命的主张。然而，由于若干组二元对立之间矛盾的绞缠，无论发难者的理论预设还是新文学日后的发展，都呈现出多层价值坐标的错综。 一 胡适“建设”性的纲领性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用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概括文学革命的目标。他以一个判断句做了十分清晰明确的表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28页，134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他后来总结道：“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页。)这也就是说，他在新/旧与白话/文言之间建立起了几乎可等同可替换的关系。胡适与其他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发难文字中留下了诸多将被后人挑剔的漏洞，同时，也难以避免地迷惑、误导着后来的研究者。然而，胡适提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还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做底垫，他和他的同志曾“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页。)看一看胡适开出的“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书单便会清楚白话/文言与新/旧或曰现代/传统之间的矛盾交叉。胡适开列的是“《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28页，134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既然有了“模范的白话文学”，为什么还要重新“建设”呢?这当然是出于胡适所信奉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注：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57页。)胡适始终把对白话文学的倡导放置在古已有之的历史流变的范畴中来体认其价值和意义。胡适的逻辑是：虽然白话文学始终存在，但其发展是处在“不列于文学之‘正宗’”却又“不能废绝者”之间。他为五四文学革命预设的目标，是把既往文言与白话的档次区分颠倒过来，给长期被排挤到边缘的白话文学以“正宗”地位。 郑敏先生以“解构主义奠基人德里达反对索绪尔等结构语言学者及西方哲学其他逻格斯中心论者的重口语轻书写的原则”，批评“胡、陈等一方面砍去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权利，一方面不承认古白话文并不胜任表达20世纪意识，只想将白话扶正，代替口笔两种语言”。其实，胡、陈等所做的事与半个多世纪之后法国解构主义对传统哲学二元对立命题的颠覆不无相似之处。“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注：德里达：《立场》，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57页，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解构主义颠覆了西方传统中言语/文字这一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当德里达重新寻找“言语与文字之间，也即内在与外在之间自然的关系”，(注：《论书写语言学》，余碧平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8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他对汉字倍加赞赏，他认为“逻格斯的时代贬低了文字，将其视作中介的中介以及向意义的外在因素的堕落”，(注：《文字学·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陈永国译，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02页，116页，1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而汉字以其表意性超越了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局限。“文字本身在其非语音时刻所暴露的是生命。它同时威胁到呼吸、精神和作为精神与自身关系的历史。”“如果非语音时刻威胁到作为声音的自我显现的历史和精神生活，那是因为它威胁到实体，即在场和存在的另一个形而上学名称。”(注：《文字学·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陈永国译，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02页，116页，1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从解构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德里达于言语/文字的二元对立中推崇原来处于低一等位置的文字，推崇以西方眼光看来极具独异性的汉字。而胡适针对中国传统中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所做的也是颠倒等级、瓦解秩序的工作。德里达指认了西方遗产中的“语音中心主义”：“那种逻格斯中心主义也就是语音中心主义：声音与存在的相近性，声音与存在意义的相近性，声音与意义现实的相近性。”(注：《文字学·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陈永国译，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02页，116页，1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套用德里达的说法，胡适等所面对的则是中国传统中的文字中心主义。胡适认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是“名教”，“‘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注：《名教》，《新月》第1卷第5号，1928年7月。)文字中心主义造成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分裂。中国传统中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等级分明，并不信奉阶级论的胡适甚至以阶级观点分辨了近代以来文言/白话的分野：“一般的人，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种是愚妇顽童稚子，其他一种是智识阶级，如文人学士，绅士官吏。作白话文是为他们——愚夫愚妇，顽童稚子——可以看而作，至于智识阶级者，仍旧去作古文。”(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原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170页，中华书局，1993年。)胡、陈等试图以原来处于低等的白话代替处于高等的文言的位置，胡适后来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所作的“导言”中有十分明晰的表述：“国内的一班学者文人并非不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日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天地之大，历史之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