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 ，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洒它的热情和音乐。”(注：王安忆：《香 港情与爱》，1页，台北，麦田，1994。)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她《香港情与爱》(1993)的 开头如此写着。王安忆未必是香港通，但是从另外一个中国都会——上海——的观点， 她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诠释香港作为欲望象征的特色。香港璀璨光华，机缘处处，不 由得你不一见钟情起来。然而王安忆话锋一转，又把香港比作“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 或女人”。这里话中有话。作为爱欲的主体，香港(或香港人)的浓情蜜意其实是自给自 足，不假他求的。但相对的，作为爱欲的客体，香港的“情与爱”无非是所有过客与归 人的一厢情愿的投射，自我消费的项目。色不迷人人自迷，更何况香港原就充满有声有 色的自觉呢。张爱玲多年前曾有名句，“我们都是上海人”。到了王安忆的笔下，大概 不妨有“我们都是香港人”之叹吧。我们都是香港人，都不得不陷入香港的情与爱(注 ：此处所论及的爱欲的自我投射及循环、置换机制，当然深受西方弗洛伊德、拉岗一脉 心理学说影响。见Kaj a Silverman的讨论，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World(N.Y.Routledge,1996)，1—2章，又廖咸浩曾以上海与张爱玲为例，说明其地其人如何可 成为拉岗式的“无以名之的(小)对象”，遮蔽主体根基的空白，并赋予主体运作的权宜 性。“小对象”“存而不在”，暂时安顿主体欲望想象，却遥指其根基处的空缺，空无 一物。香港，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吸引我们，因为它提供了齐切克(Zizek)所谓的 “幻想空间”，“除了地点(Place)之外，没有什么事发生(take place)的地点”。我 们与之认同，正因为此一地点投射我们的症状，对无可名状的真实对缺憾、爱欲、伤痛 的反应。见廖：《我们都是上海人》，《阅读张爱玲》，493—499页，杨泽编，台北， 麦田，1999。)。 但香港的爱与被爱毕竟是“自己同自己”的感情仪式。与其说香港是你侬我侬，爱欲 得以完成的场域，不如说香港是爱欲游荡、分裂、折射、永劫回归的中介点。是在这里 ，天涯海角正好为萍水相逢作引子，而地久天长的神话寓意只宜由浮世邂逅来反衬(注 ：此处所论及的爱欲的自我投射及循环、置换机制，当然深受西方弗洛伊德、拉岗一脉 心理学说影响。见Kaj a Silverman的讨论，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World(N.Y.Routledge,1996)，1—2章，又廖咸浩曾以上海与张爱玲为例，说明其地其人如何可 成为拉岗式的“无以名之的(小)对象”，遮蔽主体根基的空白，并赋予主体运作的权宜 性。“小对象”“存而不在”，暂时安顿主体欲望想象，却遥指其根基处的空缺，空无 一物。香港，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吸引我们，因为它提供了齐切克(Zizek)所谓的 “幻想空间”，“除了地点(Place)之外，没有什么事发生(take place)的地点”。我 们与之认同，正因为此一地点投射我们的症状，对无可名状的真实对缺憾、爱欲、伤痛 的反应。见廖：《我们都是上海人》，《阅读张爱玲》，493—499页，杨泽编，台北， 麦田，1999。)。香港的地志学因此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香港的历史就是香 港的罗曼史。而在所有的香港想象中，又有什么比虚构叙事更能托出香港情与爱的征兆 ?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黄碧云的《无爱纪》，从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到王安 忆的《香港情与爱》，香港不但是爱的背景，更是前提。仿佛惟有召唤香港，爱的传奇 ，或传奇的失落，才得以展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恋人絮语》( Fragments.d'un discours amoureux)中把“难以言传的爱”比作写作，并有如下的看 法：“诱惑，内心冲突，还有绝境；这一切皆因恋人要在某种‘创造’(特别是写作)中 ‘表达’恋情的欲望而生。”(注：罗兰·巴特：《恋人絮语》，95页，汪跃进、武配 荣译，台北，桂冠，1996。)书写在此可以成为爱欲(香港)的隐喻，爱欲激活了书写倾 诉衷情的契机，但千言万语又怎么说得尽爱欲的飘忽魅力(注：亦见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N.Y.:Vintage.1984)Chapters 2.4.)?更重要的，爱欲/书写的 起迄点都形成能指的循环，指向一个情难自禁而又神思不属的主体。 回到王安忆的话：香港的情与爱是“自己与自己”的热恋。我要说这是一种“自作多 情”的爱。此处的“作”宜有二解。“作”可以是装扮、臆想，但也可以是造作、发明 。换句话说，自“作”多情不只仅具有“表演性”而已，而且也富涵“生产性”的意义 。本来的逢场作戏，自以为是，“作”多了，也就有了弄假成真的可能。本来是自我陶 醉的自恋，“作”多了，也就有了“推己及人”的冲动。己所欲，要施于人，而且过犹 不及。爱在香港，原来是这样的以虚击实，到头来却也兴兴轰轰，成就了“一个大艳情 ”(注：王安忆：《香港情与爱》，6页。)。写作之于香港，不也可作如是观?巴特的话 权可作为脚注： 要想写爱情，那就意味着和言语的混沌发生冲突。 在爱情这个痴迷的国度里，言语是既过度又过少，过分(由于自我无限制地膨胀，由于 情感泛滥)而又贫乏(由于种种规约、惯例，爱情使语言跌落到规约、惯例的层次，使它 变得平庸)……一旦明白……我将要写的这些东西永远不会使我的意中人因此而爱我… …任何升华，它仅仅在你不在的地方——这就是写作的开始。(注：罗兰·巴特：《恋 人絮语》，98页。) 一页香港殖民文学史，因此也不妨看作是爱的失落与追踪史。因为没有，所以欲望， 也因为欲望，所以怅惘。多少故事——《第一炉香》、《停车暂借问》、《像我这样的 女子》、《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一再演义香港情与爱的过剩与不足，虚 饰与空洞。这座城市的感情身份，尽管“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毕竟是芳 心寂寞的。而在“九七”回归的时间表上，这一爱的需求更显得患得患失起来。回归： 回归母国(与母体)的怀抱，那爱欲的终极归宿。不论从政治或心理分析论述而言，回归 都隐含了一种意义——国族身份，政治殖民历史，欲望叙事——的完成。然而就在这回 归的分水岭上，我们看到了暧昧的痕迹。回归前的欲拒还迎，回归后的怅然若失，无不 暗示爱欲辩证中的吊诡。“香港情与爱”到底情归何处?“自作多情”的表演性与“自 作多情”的生产性如何相互定义?于是有了继续叙事之必要，继续“谈”情“说”爱之 必要。香港主体性的想象，也因之呈现。以下我仅就三本小说中的“情与爱”来说明三 种(回归后)欲望/叙事的方法，即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1999)、黄碧云的《无 爱纪》(2001)，及李碧华的《烟花三月》(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