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前后，中国作协主办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引起诸多非议，政 府“三大奖”中与当代文学关系最为紧密的“五个一工程奖”评奖活动也处于暂停阶段 (注：“五个一工程”奖本为年度奖，但在第6届(1996年)和第7届(1999年)之间有3年的 间隔。)。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评奖活动则不断涌现。如《北京文学》推出 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新世纪北京文学奖”；《当代》举办的“《当 代》文学拉力赛”、“春天文学奖”；《中国作家》举办的“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 ；“九头鸟”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设立的“九头鸟”长篇小说奖；上海作协等单位发 起组织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问卷调查活动；中国小说学会推出的“中国小 说排行榜”，等等。此外，世纪末前后，各种文学经典评选活动也层出不穷。各种新设 立的奖项形成一个相当活跃的“民间奖”阵营。虽然这些“民间奖”的“民间性”是相 对而言的——主办单位大部分仍是体制内文学期刊、出版社或文学组织机构，但在评选 原则和操作上毕竟与“政府奖”和“作协奖”有所不同。 这些“民间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极力强调评奖在审美原则上纯粹的艺术 性。另一方面，这些新设立的“民间奖”——尤其是由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举办的文学大 奖，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在“断奶”、“入世”、“民营出版”等几重压力 下，文学期刊和出版面临着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作为“市场化”转型应对策略之一，“ 民间奖”从创意到操作本身就是集明确宗旨、扩大影响、招募优秀作品、甚至制造广告 效果为一体的商业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大奖，如“《当代》文学拉力赛”(最高 奖金10万元，人民币，下同)、“新世纪北京文学奖”(总奖金18万元)、“九头鸟”长 篇小说奖(最高奖金10万元)都没有赞助，高额奖金是其运作成本的一部分，市场因素势 必会对大奖的评审原则和操作方式产生内在影响。 “民间奖”诞生的双重背景预设了其在操作中尴尬的处境。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奖是 它们的基本立足点(至少是姿态)。但在举办过程中，纯文学原则与大众流行趣味之间的 对抗却更为凸显。可以说，纯文学旗帜越高扬，“市场化”的程度越深，二者之间的张 力就越大。这样的矛盾冲突突出表现在当代设立最早也影响最大的“民间大奖”——“ 《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 二 《大家》在1994年1月的创刊号上就刊登出要设立“中国第一文学大奖”——“《大家 》文学奖”的启示，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虔诚仰视文学殿堂的肖像”为封面，以“ 寻找《大家》、造就《大家》”为口号，再加上10万元的巨额奖金，“《大家》文学奖 ”很自然地被视作中国的“小诺贝尔文学奖”，令不少文坛人士为之振奋。不过，作为 以市场方式操作的纯文学期刊，“《大家》文学奖”的创立还有另一重要目的，这就是 在纯文学普遍低迷的状态下，为“横空出世”的《大家》打造知名度，吸引优秀作家以 精心之作支持新刊物。云南红河卷烟厂在获知《大家》的意图后之所以能够立刻决定( 据说只用了10分钟的时间)主动捐助，也是由于在文学领域树立红河品牌的文化形象是 该企业的既定宣传策略(注：参见舒晋瑜：《文学期刊赛事知多少》，《中华读书报》2 002年11月6日。)。这样，10万元最高文学奖就与一流名人主持、一流撰稿人、一流版 式、一流纸张一样，成为既标明品位又吸引市场、以品位赢得市场的创意之一。 1995年底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揭晓，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注：“《 大家》·红河文学奖”的历届颁奖典礼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有关报道中，这个地点 也被一再强调。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最高权威的标志在这里用来烘托大奖的权威性。但 是，在1995年以前，人民大会堂的一些场所就已可以被租用(大概是作为一种“创收” 形式)，也曾经被一些烟酒厂家用来举办产品宣传会。“人民大会堂”与“红旗牌”轿 车一样，以其留在人民记忆里的权威性在商品社会成了在可以用金钱购买的“象征资本 ”，成为庄重、典雅的象征，高品质的保证。从人们普遍接受的市场逻辑来看，这不失 为一个成功的炒作策略。但若拿编者用以自比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来苛求，采用 这种企业家们惯用的方式则显得有点缺乏的“诗意的想像”，也缺乏“不一样”的“大 家风范”。)，获奖作品是莫言的《丰乳肥臂》。《大家》编者称，此次颁奖使“《大 家》激励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巅峰发起冲击的愿望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注：《不一 样的<大家>编年史》，《大家》杂志1998年末随刊附页。)。莫言一向是被认为有可能 以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有潜力”的作家之一，但是，《丰 乳肥臀》这部作品却未获得很高的评价。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无论在文化思考上还 是在叙述方式上都没有突破，“丰乳肥臀”的书名还被不少人认为是有商业炒做的嫌疑 。在世纪末前后，众多的“文学盘点”中，这部作品也一直未能榜上有名，说明“《大 家》·红河文学奖”首度垂青的作品并非公认的“《大家》之作”。不过，此时《大家 》创刊未久，参选作品必须是自己发表的作品，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佳作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选规则，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只评选一部 作品获得“大奖”。1998年初，第二届“《大家》·红河文学奖”颁奖典礼再次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为保证大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此次大奖宣布“空缺”。而第三届评选则 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大家》·红河文学奖”能否继续，最终花落谁家?成为文坛 的疑问和悬念。 2002年1月，第三届、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同时揭晓。评选结果是，由于 “评委会再三推敲，未能评出一部有深刻影响的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第三届大奖再度 宣布空缺。而经两度空缺后，承担着“捍卫这一重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命的第四届 大奖最终授予了市场号召力一向大于“圈内”影响力的作家池莉(注：参见邓凯：《巨奖呼唤大家——第三、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在京颁奖》，《大家》2002年第2期。)， 她获奖的作品《看麦娘》是一部中篇小说，而非“一部有深刻影响的代表性的长篇小说 ”。这一出人意料的评选结果更引起了不少人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