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生生长流》(黄佩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叙述一个由 若干个成员组成的农氏家族的生活故事，而这个家族只是红河流域无数个家族之一。小 说叙述这个家族几乎一个世纪的繁衍和生活，让我们深入到家族的内部，感受和体验乡 土和生命特有的气息。《生生长流》的家族故事主要是发生在红河流域的乡村间，作为 乡村叙事，其最特异的地方还是乡土族系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包括每个人在来自外界 的天灾人祸当中的搏击、挣扎和沉沦，此外就是家族之根同家族之树的似无还有的维系 及其式微。似乎作者并未着力于民族风情和异域风光。虽然民族乡土的历史痕迹依然存 在，那也许是因为汉壮文化融合和民族共处的缘故。谁也不能完全把握“在路上”的任 何一个农氏成员走向何方。似乎只能在世纪之交回首的时候，复述人们喜欢传说的这个 家族成员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有的时候是以“我”看到的一个世纪老人在暗夜下的困顿 和倦滞中的心理活动带出来的，有的时候是一个青年后生对乡村流传的故事的编撰整理 。 作为长篇小说，它人物众多，写到的人物有几十个之多，而且大都活龙活现。这表明 作家的手法擅长之所在。当然首先是因为作家实在是太了解这些人物了。他们仿佛幽灵 一般，萦绕在他的追忆的梦中，而且，在乡里坊间他们已经留下了无数的故事。就在他 的身边还有许多类似的人物。人物虽多，但全书是分别以八个大节为单位来讲述农氏家 族八个比较重要的或故事比较多的人物的生平故事。每一个大节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 一个个人的小传。这八个人物都是作为第三人称，被叙述人以第一人称即以“我”的口 吻来介绍的。当读完小说，再翻看题记“献给我的父老献给爱我及我爱的人”，就多了 一层亲切的自然。小说铺展最足的还是人物生平式的一个个故事。从结构上看，几乎简 朴得一目了然：农氏家族八个人物的命运叙述，并且大都是平行安排。从文体上看，基 本属于一种家族传记体。“楔子”前列有一个“农氏族谱”。以99岁老人农宝田为血脉 之源，列最高级。下列四级辈分，依次排列出兴字辈、才字辈、盛字辈和荣字辈。这就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华夏血缘氏族的图谱。从“农氏族谱”中，不难看出这张基于血缘关 系的表图，实际上是父系亲族图谱之一。渊源于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而相互有血缘关系 的男人和女人，在家庭或家族中服从着一个男人的权威。但是我们发现他似乎并不拥有 绝对的权威。他的权威是相对或有限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那么高大那么传奇， 可是亲眼所见的他的形象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一般而言，父系亲族的命名 限于男性家族成员，并且不涉及共同的家族权威，因而父系亲族就只指男性方面传下来 的亲属关系。换句话说，这个谱系也是一个亲属结构。这是在这个地区中，同农宝田这 个家庭有关的亲属的体系，它是由于家庭的血统关系与婚姻关系所产生的这个结构最简 单的、最原始的关系，就是通过婚姻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天然的人物关系。小说 借助这个关系脉络，使得所有的人物及其活动的生长有所依托和映衬。同时所有人物的 性格和行为，又似乎可以按照家族结构的内部生成原则来做一个“总和”的加权。所以 ，农宝田虽然不是什么家族英雄，但天生是一个家族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作为 家族血缘之流的源头，他的性格和其他人物的性格是有契合或相通、相似、相近的内在 联系的。而且，他那因为长寿至99岁就获得了包容和涵盖许多下代成员的生活里程的意 义。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和他家族中的许多成员的生活是有同步关系的。两种生活互相 参照、互相影响。它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构的。 这是20世纪云贵高原上的桂西北西林县的“一个普通的村落”。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 交集的红河流域，散布着一个农氏家族命运的承载之地，而在这块土地上，构成了一个 以乡土社会的关系为特征的社区。就在这块土地的上空，风云交会。于是这块土地从未 停止动荡以及生命的冲动：从战乱到内乱到改革开放的躁动。乡村社会在潜在的“旧社 会”走向显在的“新社会”，又从新社会的不同时期的断裂中获得思想和意识上的新的 特征。小说大部分人物都经历了大量政治生活事件，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这个乡村社 会的精神价值危机和不同意识形态冲突的事实是通过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几乎每个人物 经过了不同身份“符号”的变化，从而给予还原。动荡的年代和乡村氏族的崩裂，给这 个家族带来的最多的还是自顾不暇或自身难保，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互助互救 ，诡诈的手法也迫不得已地实施一下，实在无奈便扯大旗做虎皮。内部对抗或勾心斗角 倒并不多见。农氏家族成员在为自我的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是背弃自我， 即不得不非自愿地行为处世。但是，由于是出于最基本的生存目的，所以这样的行为和 状态，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从中也能体会到作者自拟农氏后代而作曾祖叙事的良苦用 心和谅解语气。在动荡的乡村，到处是扭曲的人物关系。在农氏家族内部，我们可以见 到扭曲的自我，但是在家族内部却不见得有多少扭曲的关系。换句话说，“扭曲”似乎 有取向的：主要是外向。家族内部有一定的抗震、减震、缓压向心和攘外的机制。家族 故事的发生伴随着“旧”与“新”的关系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旧的意识形态在枯竭和 消退。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民渴望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 在小说的99年跨度上，红河流域本来是走在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道路上，现代社会在 一定程度上是法理社会，但是小说里的社会不幸地远远不是。乡土社会的关系本来应该 是被现代社会的发展所破坏，但是小说里的情况其实不是，但是的确在崩溃之中。现代 社会没有真正形成，但是乡土社会也没有继续下去。虽然乡土社会的因素依然存在，并 对族系成员都发生作用。契约是法理社会的关系的象征，但不是小说里的乡村社会的支 柱。农氏家族也并不以此为根。总体上看，农氏家族毕竟繁衍在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之 中，而不是依赖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理解农氏家族在 总体走势上为什么即使异人出现也无法挽回颓势。人物故事组成的故事社会，当然是在 99年的演绎进程中。每个单个小说中的反讽语气，流露出对基本生活在99年长度中的家 族人物生活的有距离的否定性情感意识，但小说叙事同时具有一种血缘亲和意识。这使 得故事人物必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人格，而语言的张力也随之形成。书中若干人 物都是当地“人杰”，不乏足智多谋之士。他们形成的气场似乎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无数更大的气场层层环绕包围、左右着他们。他们存在于暂时的表面的现实的感 情生活之中，而理想的狂热的生活又隐藏着欺骗的政治阴谋和利益争夺的喜剧动作。小 说里的族系生活只能满足于人物有限自我的一时要求。人物也常以一种玩耍的或玩世的 权术式的生活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人物和环境。他们的真实在于他们的生活姿态和行为方 式或多或少不同于周围的一般人物，他们的生活同村寨的普通生活融为一体，但有异数 在内。这种异数包括了他们的性格中的乖戾和突兀，包括了他们的乡村机智和农民式的 狡诈，也包括了“黑夜的激情”，即蒙昧状态中的理性的前进，这多少依赖于作家在向 前追忆叙事中对前辈们的逝水年华的从家族演进角度的观照，其间的生活认识，常识阐 释，以及由斗转星移造成的代际时间差而获得的开放情怀。这是获得了新的意义的理性 的认识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