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季节系列”：内敛与回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蒙迎来了他“复出”后的第二次创作井喷期，多文体(中篇、短 篇、新旧体诗、研究论文、评论、杂文)并用，著述极其丰富，但最具规模、最成系统 、对他来说也最本色当行的，则是长篇小说“季节系列”，这项谋划久之、一气呵成的 工程，显示了王蒙九十年代创作的实绩，也使他过去二十年的工作有了一个合适的总结 。 第一部《恋爱的季节》执笔于1991年，1993年4月出版，主要回忆建国初期北京知识青 年迎接解放、欢呼胜利的动人情景——他们同时也在迎接和欢呼自己的青春与爱情，该 书的主题之一，就是探索青春、恋爱和革命的同一性关系。《恋爱的季节》有追本溯源 的意思，其叙述的出发点既是共和国历史的开篇，也是以主人公钱文为代表的广大青年 知识分子与共和国血肉相联的命运变幻和心理成长的起始。这是一个对过去充满自豪、 对当下兴奋不已、对未来满怀信心的史无前例的季节，个人的生存价值从来没有如此扩 充而和现代新兴国家的前途融为一体，全社会沉浸在恋爱一般激动而喜悦的空气中，年 轻人更是唱着跳着度过每一天。但青春的激昂、骚动也隐含着难以持久的信号，在普天 同庆、欢歌笑语中，年轻人的聚会纷纷解散，激情退却，命运之神的阴影悄悄降临。 于是到了《失态的季节》(1993年初执笔，1994年完稿，原载《当代》1994年第3期， 同年10月出书)。1957年“反右”，风流人物纷纷落马，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幅度转弯， 精神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人、人与己、人与时代、人与革命的关系都成为谁也 说不清楚的问题，预定好的将来也变得神秘莫测。幸福感消逝了，世事难料，无从把握 ，“失态”种种，不一而足。 六十年代初期，极左势头有所遏止，农业和经济政策得到局部调整，文艺界也有了微 妙变化，1961年底《关于当前文化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即“文艺八条”发表，各 方面积极为文学营造轻松活泼的氛围，鼓励创作自由，似乎坚冰正在破除，春天的嫩芽 已现枝头，钱文等纷纷从下放劳动的京郊返回，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各自定出写作出 版计划，创作的冲动使整个生活也焕发了生机。但好景不长，乍暖还寒，内部对摘帽右 派控制使用的真相逐渐明朗，决策机关的较量也在继续，阳春天气迅速转变，形势急转 直下，至1963年，风声日紧，钱文一家终于离开北京，远走边疆，在“文化大革命”尚 未发动之时“提前出局”。这是《踌躇的季节》，写于1995年2月至1996年12月，1997 年10月出版。“踌躇”盖有二义：先踌躇意满，后踌躇不决，正符合钱文们这一时期思 想感受的轨迹。 最后是描写“文革”的《狂欢的季节》(作于1997至1999年，2000年5月出版)。1963年 以后，钱文僻居新疆，远离旋风中心，过着半流放的生活，消沉，焦灼，无聊，寂寞， 但不无侥幸，不无超脱，不无世俗的喜乐，然而毕竟未能忘怀世事，始终关注着不久以 后发动的“文革”十年的集体“狂欢”，并以前三个季节所没有的更多的余裕和更大的 冷静来思索人生的意义，偶尔回趟北京，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 九十年代“季节系列”和王蒙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写作有怎样的联系?“季节”有没有 推进八十年代的创作使之上升到一个新台阶?不妨先从长篇小说的角度说说这个问题。 “季节系列”某些方面仍然可以看出八十年代《活动变人形》的写法，比如时空转换 上大开大阖，把前前后后的人事纳入现在时叙述，作者当下(九十年代)的思考也往往提 前注入“夹叙夹议的宏大文体”，于是“恋爱”时有“踌躇”和“狂欢”，“失态”或 “踌躇意满”时，一些人的“跳出来”已经是提前“狂欢”了，而“踌躇不决”时也可 以作精神上类乎狂欢的逍遥游，最后的全民“狂欢”则包容了更复杂的生态与心态。许 多读者觉得四个“季节”在心态描写上串在一起，分拆不开，其实这不仅是王蒙一贯泥 沙俱下飘然无羁的笔法使然，也符合实际，因为尤其个体的精神心态的发展并不一定层 次分明。 但《活动变人形》的手法还是有所节制，整个“季节系列”基本上是按自然时间线索 来结构，从建国初一直写到七十年代末。这出于作者另一层考虑：如果只写个体心态发 展的几个步骤，一本书就够了，分成四部，是想探索集体心理的变化，这在客观上是有 比较明晰的阶段性与层次感的。 王蒙试图从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全民族命运与心态切入，为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历史 完成一个包容万汇追踪蹑迹穷形尽相气势恢宏的大记录，这个计划超出了纯粹文学范畴 而接近历史，或者说，他希望用文学的手段完成某种历史的工作。为此，王蒙不得不对 过去小说的路数有所调整，这不仅表现为在结构上迁就自然时间秩序，纪事写实乃至“ 半自传”超过了虚构，更表现为题材和主题的高度集中——他多少抛开了八十年代以来 小说创作的多元取向，特别是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文学与文化反思(寻根)文学的系统表述 方式，而突出和强化其一贯的政治关注，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比如《活动变 人形》往往把问题上升到中西古今文化反思的高度，这就已经不再是“季节系列”正面 探讨的题目了；比如八十年代许多中短篇也都写到“少共”的政治遭遇，但从来没有像 “季节系列”这样按照年代先后进行细致全面的梳理，而且那时候的主题是对所谓理想 、信念和革命的原始教义的执著，这些在“季节系列”中也不再是意识的中心了。又比 如《狂欢的季节》的时空基本上与《在伊犁》相同，而故事主体却与前三个季节一样， 是钱文所见所闻的新疆与北京的“文革”，《在伊犁》着力表现的对自然的亲近、“老 王”和维吾尔人的交往、维吾尔人民的善良多情与智慧，诸如此类，则都大为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