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小说《故乡》中到底是谁——闰土还是杨二嫂—— 在草灰里埋藏了碗碟?研究者中的答案可能很不一样。据尾崎文昭《“故乡”的二重性 及“希望”的二重性》、藤井省三《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与中华民国公共圈的成熟》二 文(注：这两篇都是扎实的有分量的论文。尾崎文昭的《“故乡”的二重性及“希望” 的二重性》中译文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6期、第7期上。藤井省三的《鲁迅 <故乡>的阅读史与中华民国公共圈的成熟》中译文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 00年第1期。)所说，日本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碗碟是闰土埋的，青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的 竹内实则不赞同；而中国绝大部分学者却认为偷埋者是杨二嫂。北京大学的一位同事告 诉我：他曾经在课堂上让几十个学生就这个问题作过回答。学生里有中国的、日本的、 韩国的、新加坡的、欧美的，结果是：全体中国的、新加坡的学生和少数韩国、日本、 欧美的学生认为埋碗的是杨二嫂，较多日本和欧美的学生则认为是闰土。两种不同的答 案，也许就体现出人们各自的区域视角上的不同。 区域视角是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学术视野、 不同研究方法所制约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也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但诸种因素中，最重 要的恐怕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在起作用。 就以《故乡》中上述疑案的研究而言，我认为有两点显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是对鲁 迅式皮里阳秋笔法的把握；二是对闰土式中国农民性格的剖析。这两点都牵连到对中国 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的了解。 所谓鲁迅式皮里阳秋的笔法，就是褒贬不着文字。作者的感情倾向是暗寓的，是隐藏 在文字背后的，是只可意会不易言传的。中国传统的记事方法，就是这种春秋笔法。早 在杨二嫂出场前，作者就通过母亲的话预作交代：“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 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当圆规似的杨二嫂以尖利的怪声出现在“我”面前时 ，她开口就向“我”讨要木器家具：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 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 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 裤腰里，出去了。 杨二嫂是怎样一个人，她的自私贪婪、恣肆放纵，完全用自己的言语和动作显露得清 清楚楚，无须作者再多加一字去另作褒贬。如果读者并不相信杨二嫂所谓的“我”已经 “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那么，大概也可不必 相信杨二嫂所说的碗碟“是闰土埋着的”这套话语。因为，当小说结尾母亲似乎用平静 的口气向“我”复述这次蹊跷的埋碗事件时，文字本身已将作者的言外之意传达给了读 者，它可以说是一段隐含着多重意义、值得细细分析的典型的皮里阳秋的笔墨：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 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 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 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杨二嫂为什么要“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而且早在“我”到家之 前多日就已如此?她何以表现出如此异乎寻常的“热心”?这岂不就暗示她千方百计寻找 机会想要顺手牵羊捞点好处，或者在人们不注意的草灰堆里藏点东西吗?相比之下，闰 土是“我”返家“三四天”以后才来的，他在迅哥儿家的时间又只有大半天(午后到， 第二天早晨就走，夜间还要陪迅哥儿闲谈)，即使暂时撇开闰土的品行不说，他要做这 类事也简直没有时间。此其一。其二，杨二嫂怎么知道草灰里藏着东西?她何以能一伸 手就从“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莫非她亲眼看到闰土埋的?如此蹊跷，只能证明 这是一桩“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勿曾偷”式的勾当!从母亲叙述时特意用了“定 说是闰土”(也就是“一口咬定是闰土”)便透露出叙述者对杨二嫂所说的话根本不信。 其三，本段最末两句：“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更直接表露了母 亲对杨二嫂的厌恶与讥讽之意。可见，在母亲心目中，这碗碟由谁埋藏是不言自明的。 联系到篇末“我”指称杨二嫂为“辛苦恣睢”(“恣睢”二字，可不是好字眼)，作者的 态度虽说含蓄却也相当明朗的了。 至于闰土的性格，小说中的“我”也曾用四个字作了概括，那便是“辛苦麻木”。为 什么称他为“麻木”?因为中年闰土屈从命运，迷信鬼神，崇奉祭祀，丧失了少年时代 鲜活进取的精神。主人家让他挑选所需要的东西，他却只拣了一些旧桌椅，一杆抬秤， 一副香炉和烛台，还有对城里人毫无用处的一堆草灰。特别挑拣香炉和烛台，意味着闰 土在生活中已不存非分之想，他已经定型成为一个老实本分、不再同命运抗争的农民了 。这类农民在中国并不少。记得1950—51年土改时，我在安徽就遇到过不愿接受地契的 农民，他们不是怕国民党军队打回来有危险(那时国民党已被赶往台湾)，而是认为接受 别人的土地本身是一种“罪过”，将会受到神灵的谴责。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一部分中 毒最深、最落后、最难于发动的群众。杨二嫂式的人物是用不着发动的，她巴不得能分 到富家的东西，如果她活到土改时期一定是个积极分子，也许还会起来控诉迅哥儿和他 母亲，而闰土却很可能根本不接受他认为非分的不属于他的那些东西。因此，放着主人 家允许的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取到的更为值钱的东西不要，却去偷偷摸摸将碗碟埋在草 灰里，这种行为决不符合闰土的思想性格。这样说，决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要把“被 压迫人民”神圣化(闰土只是个麻木落后的群众，并无可以神圣化之处)，而是坚持从《 故乡》这篇小说文本的实际出发去分析的结果。事实上，早在1944年我开始读初中一年 级时(在日占区)，老师和同学们对《故乡》的内容就是这样理解的。我在二十年前写的 一篇文章叫做《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朱湘 1924年发表的《<呐喊>——桌话之六》(注：朱湘(署名“天用”)的《<呐喊>——桌话 之六》刊载于《文学周刊》1924年10月27日出版的145期。)中对《故乡》有两点误解： 一是认为闰土埋藏了碗碟，二是把小说中的“我”不看作一个独立的人物，简单地认为 就是小说作者自己，因而批评作品“最后三段不该赘入”，好像是鲁迅在进行说教似的 。这是新文学评论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不宜作为正确的批评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