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7-0108-08 话语的转换：从社会/个人情性到感官欲望/潜意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 存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和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一样，被打上另类的黑色 标签，遭到程度不同的冷遇和不公正的轻蔑，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销声匿迹。从上世纪 80年代起，在现代文学界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澎湃潮流中，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才逐 渐扭转过来，出现了一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注：有关对20年来“新感觉派”文学的研 究概况，参阅黄献文《论新感觉派》一书的第8章《新感觉派研究述评》，武汉出版社2 000年版。)。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市文学日益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而20世纪前半叶的都市文学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这些研究成果总体 上都肯定了新感觉派在都市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抹杀的重要贡献，著名学者吴福辉的下 列论述具有概括性的意义：他们“将西方植根于都会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神形兼备地移入 东方的大都会，终于寻找到了现代的都市感觉”，而穆时英则“在单纯诅咒、反抗的语 式上加进复杂的音响，一种刺激的、立体的，即声色光影极绚烂的，上层下层对比极鲜 明的，高亢入云至极又跌入轻松低回的音响，由此来把握这个都市的新的脉搏”。而正 是这“新的脉搏”成了高悬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上的“都市风景线”(注：吴福辉：《老 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史论》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46-347页。)。然则，上述评论有着双 重的特性：一方面它捕捉到了新感觉派作品文本的某些特征，诸如对都市感性经验的摄 取；另一方面它遮蔽、忽略了另外一些特征，而竭力将它纳入当时主流文学话语的框架 之中，强调这些文本对都市各种社会力量的展示。而新感觉派之所以长期受到冷遇，除 了政治、文化语境的因素之外，还在于它所采用的话语系统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 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执掌文坛牛耳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分别标 举为人生的文学和依榜“内心的要求”的个人情性，而这些恰恰不是新感觉派文本展示 的重心——人的感性欲望和潜意识世界。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其间的差异，有必要将当时 主导性的文学话语作一番简略的剖析。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所谓“人的文学”作了如下的阐述：“用这人道主义为本 ，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注：周作人：《人的 文学》，《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江办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06页。)对 于人，周作人评判的尺度基于生物学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立场，洋溢着对人性趋善的乐 观主义信念，“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的满足”；自然 他也注意到人性中的缺陷，“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 也都应排斥改正”(注：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江办文 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06页。)。然而，在周作人的视野中，灵肉之间的剧烈冲 突消泯了，取而代之的是兽性与神性和谐统一的人性，一种合乎中庸之道的生存方式。 如果说他没有注意到人的感官欲望那是荒唐的，英国性心理学家埃利斯的《性心理研究 》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正是在埃利斯的启迪下，他主张对性爱采取一种“新的自由 和新的节制”的姿态(注：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周作人散文》，浙 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然而，在他的论述中，人的感性欲望和潜意识常 常被包容在笼统的人性观念中，它们与社会、文明间的剧烈冲突没有鲜明地凸现出来。 郭沫若在《论诗两则》中阐述了他的文学主张：“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 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 ，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 。”(注：郭沫若：《论诗两则》，《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第181、181-182页。) 而对诗人的内心世界，他是这样描述的：“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 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 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 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注：郭沫若：《论诗两则》，《中国文论选 》现代卷(上)，第181、181-182页。)他论及的“心境”、“直觉”、“灵感”和“情 调”与人的情性息息相关。尽管郭沫若在《残春》等作品中受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已着 意展示人物的潜意识世界，但他前期的文学创作总体上还是偏向于浪漫主义，人的感官 欲望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