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4-0111-07 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中，沙汀、艾芜、李劼人等作家十分注重从四川的乡 风民俗中提炼小说题材和艺术构思，以独特的风格确立了各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 位。就文学研究中的民俗学问题，日本学者井之口章次曾归纳和概括出不同的民俗学取 向，“第一个方向，为了正确理解文学的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为此 要借助于民俗学。第二个方向，要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因为在现实上 ，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第三个方向，再进一步，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也 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1](p.125)三位乡土小说作家的民俗描写同样也呈现出 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 用日本学者的“第一个方向”概括沙汀乡土作品的民俗学意蕴应该说是可取的。1935 年作家奔丧返川收集了不少农村生活素材，触动了他乡土创作的灵感，开始“把笔锋转 到我所熟悉的四川农村社会去了”[2](后记)。沙汀的民俗描写颇为精彩，借助特殊地 域的乡风民俗揭露国民党政府基层的黑幕。《丁跛公》是沙汀第一篇揭露基层官绅腐败 的小说。此后《代理县长》、《在其香居茶馆里》、《龚老法团》、《人物小记》和长 篇《淘金记》、《还乡记》等等都是沿着这一主题和题材开掘的，形成了作家鲜明的艺 术个性。因此，要真正理解沙汀的这些作品，小说中的民俗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 首先，沙汀小说的民俗描写构筑了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透露出特定 历史时期的风尚，如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历史上，四川盆地是最早发现和食用 茶叶的地区。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云：“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饮茶成 为当地人生活中普遍的习俗。几乎每个乡场都有或大或小的茶馆。“茶馆是三教九流会 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3]像张天翼《清明时节 》把故事放在随缘居茶馆一样，沙汀则通过“在其香居茶馆里”一场“讲茶”，把乡镇 基层“兵役”黑幕暴露得淋漓尽致。按民间“讲茶”习俗，“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 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曲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光绪《罗店镇志·风俗》)。四川 有句俗话：“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吃讲茶”含有讲开算数、用茶敬 客的意思。这种颇具人情味的讲茶习俗有利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和纠纷。小说再现了一场 “讲茶”的全过程，一方面使乡村基层政权的把持者方治国与邢么吵吵间矛盾的来龙去 脉得以交代和展开；另一方面在“无讼”的乡村，“讲茶”也揭示出乡村官绅沆瀣一气 的现实。所以不论是讲茶过程中相互攻击还是讲茶后的彼此勾结，其实质都是鱼肉乡民 的鬼把戏。一场“讲茶”把他们假抗战之名行一己私利之实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其次，沙汀注重运用民俗事象简洁自然地刻画小说人物形象和性格，有助于反映当时 社会的原生态，如口口声声“小，补之哉”的“龚老法团”和《人物小记》中小高利贷 者“幺鸡”等。特别是刻画“幺鸡”形象，作家选择了日常生活中鉴别钱币这一司空见 惯的细节，而这种甄别真伪的方式体现出人物的精明。沙汀这样写到： 当他收到一块洋钱的时候，他总先用大指头去审查一下花边的匀称，然后拿两个指尖 钳住适中的地方，放近挺直的松须边吹一口，再送往耳朵上去。有时候碰见声誉恶劣的 人，他尽可以再拿到口里去麻烦一下他的牙齿和舌头。至于铜元，不管在这奇怪的省份 里是如何的复杂和作弊，那哑假破滥的识别，他只要在台子上摔几下，在手里过一过， 就明明白白的了。 当然，运用民俗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心理最为成功的当然要算沙汀的《淘金记》 。1941年，沙汀在给以群的信中讲述了抗战时期四川绅士们不是为国家效劳，而是挖空 心思淘金牟利，大发国难财的事实。为此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川西北的小镇上，哥 老会的舵把子林么长子，乡绅白酱丹为争夺何寡母祖坟地筲箕背上的黄金开采权，上演 了一出勾心斗角的闹剧。从表面上看，矛盾焦点似乎集中在黄金开采权的争夺上。但从 民俗学角度看，民间普遍存在的心意民俗其实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作为术数的一种， 民间把看风水称为堪舆，风水先生叫做“堪舆家”。这一古老职业是专门察看宅基、墓 地的方位、地势、朝向以及与周围环境的配合，以此预测凶吉祸福。何寡母一向认为其 祖坟地就处在“龙脉”上，现在筲箕背的黄金便是证明。正是这块风水宝地，既让女主 人公寝食不安，又给绝望的她以莫大安慰。除了风水之外，民间还特别看重“孝亲敬祖 ”的传统观念。民间认为祖坟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即便“兄弟析饮，亦不远徙，祖宗庐 墓，永以为依”(同治《苏州府志》第3卷)。墓地的选择更说明敬祖对后世的意义。再 说，挖掘祖坟是对祖先大逆不道的行为，更何况容忍别人开挖自家祖坟。因此，不管林 么长子和白酱丹如何软硬兼施，不论儿子“人种”多么令她失望，何寡母始终坚信，只 要守住祖坟这块风水宝地，就意味着她的家族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正是作家对心意民 俗的挖掘和恰当运用，使得何寡母成为心理最为丰富，最具深度的人物形象。 “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4](p.63)。沙汀把对民族自 身劣根性的批判深入到人们的习惯思维和日常行为层面，如对乡土世界所遗存的原人心 理进行大胆的揭示。在原始部落征战中，女性往往被视为财富加以掳掠。这种对女性人 格完全漠视的原人心理，在现代男性社会结构中依然存在。女性(特别是有几分姿色的 女性)成了男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而受到恶霸官绅的追逐和占有，这种现象四川内地尤 为突出(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有感于四川农村普遍存在的“霸妻”现象 ，作家创作了《还乡记》。作家借助民俗描写表达对抗战与启蒙关系的思考，同时，作 家还将陋俗与乡土世界兵燹匪祸、苛捐杂税的现状相联系，揭示它们赖以盛行的社会根 源。正如“左联”作家徐懋庸在《神奇的四川》一文中不无讥讽道：“久闻四川是个神 奇的世界，那里的人民过年过得特别快，从同一纪元算起，在同一时期内，别地方的人 们到二十四年，四川人至少已到四十多年了。”“四川各路军的预征粮税，据说在民五 以后，自民五至今，已征到一百余年。这样加速度地下去，说不定在民国一百年之前预 征到一千余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两句古诗，也可为四川农民咏了。”[5 ](pp.147-148)沙汀小说浓郁的民俗描写，客观上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作品的丰富内涵 ，以及对抗战与启蒙关系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