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具备什么可能性?这一问题在近百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被不同的 人提及，并经由不同的落实或结晶为某种思想果实，或化身为历史的某种支撑结构，或 者被当权者谋算，或者作为在野者的良知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立场 、观点、利益设问，再以自己的政治、学术、道德实践作答，因此这一自问自答之间， 鲁迅的可能性往往已经变成了不可能性——说到底，谈论鲁迅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建构工 作，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史、学术史甚至政治史的一部分，建构的成败并非取决于鲁迅， 而是取决于建构主体的我们而已。 现在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时代变了，变得不仅与鲁迅生活的 当时、与二战之后、与“文革”时期、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而且很可能与产生鲁 迅问题的原始条件——因应近代以降来自西方的全面挑战——不同了，这样，鲁迅的意 义和价值就显出了局限性，变得可疑起来。在不少人的语汇中，以现代性为主要诉求目 标的鲁迅业已油尽灯枯，其可能性问题不过是其可能性是否仍存在的一个疑问而已。那 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能否把随时代变动的已然事实等同于一种思想的必然?如 果可能，那么如何解释历史与逻辑的分裂?如果不能，那么如何看待二者的同一性?事实 上，任何一种体制或思想秩序都自有其历史的宿命，而每一种新的现实也有其理应遵循 的因果，如果不去追究这种变动的表象背后的物质和精神的动因，而仅仅满足于事后诸 葛式的智慧，把已然当必然，而据为真理标准，恐怕难合学究之义。 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一直没有如他所愿地“速朽”，对它所作的解释——无论意识形态 的利用或反利用，还是思想性的阐发和学术性的整理——一直构成着近代以来“中国意 识”的重要内容(近年韩国学界也像日本学界一样热衷于建构“亚洲主义”，探寻“新 的文明原理”，也有人把鲁迅作为资源)，这自然是因为鲁迅的问题诸如“立人”“立 国”之类与传统中国/东亚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深刻连结，以及在批判性地审视这一传 统方面表现的深入性和透彻性，乃至其中内涵的一种人之为人、文化之为文化的独特方 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尽管其批判性的、革命的本质一度被体制性地改造或抑 制，因而呈现为一种极其矛盾的存在，但一旦遭遇社会生活的变革活水，它总能与有准 备的思想结合，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因而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具有说不 尽的、常读常新的特点，其可能性似乎是无限广延的。即使在今天，处于社会体制转型 的巨变过程中、为应付各种问题的挑战而焦头烂额的中国思想界，依然常有人要到鲁迅 的思想和经验中汲取灵感和启示。听说在当今日本，经济发展处于表面停滞的高原期， 社会文化呈现着后现代的图景，但人们对未来前途却感到渺茫，而鲁迅——这个未尝自 外于日本、曾经给日本的现代反省提供过某种借鉴和方向感的异国作家，其意义因此也 与战后不同，《鲁迅文集》卖不过《柏拉图式的性》和小林善纪，早在书店绝版且不能 再称之为公共读物；其思想和文学也只是作为学界怀旧的对象，不再具有前瞻性和引导 性。这种种情形可能与鲁迅存在的前提——追求现代性——不再存在有关，可以视为理 所当然。不过，尽管如此，与此相关的当今种种现实，像人们常提及的所谓现代的终结 、全球化和冷战结束之类，并不足以构成终结20世纪人类的思想、文化、道德等种种所 得的理由。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仍在延续，世界也仍受制于现代历史发展的种种矛盾之 中，因此，与其把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成果视为要扬弃的包袱，倒不如把它视为一种再 出发，一种凝结着一个世纪的历史丰富性的可能性的再出发。 那么，鲁迅的思想和文学——这一凝结着20世纪中国/亚洲历史的丰富性、具有内在精 神深度的独特诉求，对于21世纪的可能性何在呢? 二 鲁迅的可能性 鲁迅的可能性是历史地存在的，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深植在 中国的现代文化建构之中。其思想和文学不断被朝野利用改造、援为资源，其意义和价 值也被不断地生产着，围绕着它的问题点又派生出一系列问题，进而成为现代“中国意 识”的基本组织。因此，我们要讨论其可能性，先得弄清鲁迅与我们的“连带点”何在 ，与我们连带的“问题性”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问题时才会 想到他，才会从他那里寻求启示和支援。 鲁迅把其杂文的写作称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既可视为他对其思想和文 学性格的基本定位，也让我们因此回溯而得知其问题的基点。事实上，尽管鲁迅一生从 事过多种求知的、实践的、创造的事业，但贯穿其始终的关心却在于探究一种关于人、 社会、文明的病理，并寻求积极的治疗与改造。这是触及人类生活“本根”(注：鲁迅 《破恶声论》劈首第一句就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问题，也应该是他在不同 时代、不同地域都能具备丰富的可能性而与后人发生关系、让我们产生“连带感”的重 要原因。鲁迅关于人、社会、文明的基本思想是在留学日本(1902年3月～1909年7月)时 形成的，其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尤其是《文化偏至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 907年)和《破恶声论》(1908年)三篇——奠定了他的思想的基础，确立了鲁迅之为鲁迅 的特质。虽然其思想和文学在他回国后才真正展开，但却是多以反题的方式展开的，其 思想的正题诸如“立人”和“立国”之类，只能折射在像应该如何“救孩子”、“做父 亲”和解放女性，如何“改造国民劣根性”，如何追求合理的生活和社会等所谓“反帝 反封建”的内容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在思想现实化的同时，也为现实的思想所制约， 其可能性是辩证地受到了局限的。比如在阿Q这样的否定性形象中，我们如何体会其“ 立人”的崇高思想旨趣；在“鲁镇”“未庄”乃至“S城”那样的中国社会里，我们如 何理解其“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人国”境界，恐怕所得有限。既然鲁迅思想的原创点 在其早期论文之中，那我们或许就不该舍近求远，而到正与“无物之阵”肉搏血战的中 后期鲁迅那里，去寻找那些业已实现、因而也就有所局限了的可能性。 在上述几篇论文中，我要特别引《破恶声论》中的思想作为支援，较之《文化偏至论 》和《摩罗诗力说》，这篇七千字的论文长期以来得不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我个人 的印象中，其意义是经过伊藤虎丸先生多年来的独特阐释和发现之后，(注：笔者接触 的伊藤虎丸先生有关研究的中文文献为，《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科学” 之关系》(《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1期)；《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 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14期，1992年12月)；《鲁迅的 “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鲁迅 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除此以外，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 卷，总第23期)，张承志《再致鲁迅先生》(《读书》1999年第7期)，尾崎文昭《21世纪 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韩国中语中文学会2002年会议发表论文)诸文，都有对鲁 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一语的激赏，可视为与伊藤先生的某种呼应。)才逐渐为人 所知、所重的——它刊登于1908年12月《河南》第8期，虽然尚未写完，却是鲁迅留日 期间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可视为他七年留学的心得集成和思想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