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新浪网评选“十大文化偶像”的事件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可以发 现在评选中媒体的反应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媒体始终都将大众文化的偶像作为 报道和关注的中心，而正统的文学往往已经被放在了次要的版面。另一方面，一旦将文 学巨匠和大众文化的偶像明星放在一起进行评选时，媒体又表现得相当激烈，要求在精 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划定界限，认为不能随便将明星和文学巨匠放在一起评选，而要 求将两者彻底分开。这种高度矛盾的状态的确让人困惑。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文 化现实和我们业已存在的“文学制度”之间的巨大的落差。许多精英文化的守护者担心 让明星们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而现代的经典会不会有人关切。但评选的结果似乎让他们 安心了。评审的结果中，鲁迅、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与王菲、张国荣共同入选的状况 ，说明了现代的“文学制度”对于文化现实的巨大的影响力。但我却没有什么自豪或骄 傲，而是觉得深层的反思应该出现。实际上，“文学制度”不一定能够反映文化的现实 ，却能够制约这一现实。这个评选的结果其实正是反映了现实的矛盾。许多年轻人不一 定真正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有真正的兴趣和了解，却受到“文学制度”和传媒的矛盾 态度的影响而作出选择。像许多人观察的那样，评审的结果反映了年轻人生活中起到作 用的大众文化受到抑制，他们生活中的活的文化和他们在评选中的表达的选择之间有微 妙的反差。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学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我们需要新的视角。正好有两本书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日本与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经历了巨大的“现代性”的转型，传统文学的 衰落和新的文学的崛起都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和市场环境的建立相关联，在日本和 中国的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一直是两国现代民族 国家建构的重要的方面。我想从两本日本学者有关日本和中国文学的不同的著作入手， 探讨现代性的“文学制度”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这两本书一本是日本最重要的理论家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本是著 名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专家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这两部著作好像完全不 同，一是研究宏观的课题，一是对一部作品的阅读史的个案研究；一部强调文学内部的 文本的解读，一部则对广泛的出版和消费的阅读体制作了全面的考察。一部写于20世纪 七十年代，一部出版于20世纪九十年代；一部探讨日本文学，一部关注中国文学。但两 部书却又有相当的相似性，他们都把眼光聚焦在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上进行 探讨，而且都尝试直接探讨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也都提出了有关“文学”绝不仅 仅是艺术家的个人表现，而是一整套全面的“文学制度”复杂运作的结果，两部书的“ 文心”确有相通之处。中日两国的现代文学都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中与传统断裂而形成 的，都是现代的“建国”运动，要求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不可或缺的关键 和核心部分。这两本书都试图探讨这一“现代”的特殊的文学意义。 有趣的是，两部书的导言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 的社群》。在1995年德文版的导言中，柄谷行人指出：“本书出版后经历了一段时间， 我才读到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安德森 在方法上和我相似他不是在西洋而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过程中试图寻找民族主义的 ‘起源’。不过我从安德森那里得知：我在自己的书中所考察的诸种问题同时也正是民 族主义‘起源’的问题。安德森说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为通过本国固有语言之 形成才得以确立起来，而对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报纸小说等。因为报纸小说提供了把 从前相互无关的事件、众人、对象并列在一起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小 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而非边缘的存在。‘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 构、血缘、地域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柄谷行人2002，220-2 21页)而在藤井省三的书的引言《文学与“想象的共同体”》中，他也更直言自己是运 用了安德森的理论进行分析的。他指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国家定义为‘作为影 像被心灵世界描绘出来的想象性的政治共同体’”，并论述道：“无论是多么小的国家 的国民，尽管作为构成这个国家的一员他们与其大多数同胞互不了解、未曾谋面或者互 不关心，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映现着共享圣餐的影像。”“安德森曾经指出文学，尤其是 小说出版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文学曾经位于‘民族国家想象’的核 心地位。”(藤井省三2002，9、10、11页)这两位研究者对于安德森的著作提供的理论 的方向的强烈的认同当然是他们的方法论的相似性，同时也显示了中日两国现代文学所 遇到的乃是相似的历史境遇和相似的表达方式。安德森对于“想象的社群”(从日文译 来为“共同体”)的深入分析，为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 这里两位研究者的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共同指出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所谓“ 自我”的主体性，所谓文学的高度的“自我表现”其实并不是作家的自我的天才的表现 和艺术家的自由的天性的表现。而是现代的文学制度中出现的，是这一制度的表现，同 时，它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要求，甚至是参与和支配这种制度的产生和运作的中心 的话语。柄谷行人分析相当多地涉及被视为日本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的夏目漱石，而藤 井省三则将视野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人鲁迅的研究上，两者都集中在现代文学的“ 起源”的分析中凸现现代文学并不是自明的和天然合理的，其知识的生产是建立在现代 国家的文化生产的运作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