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3)04-0042-04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像《蒲柳人家》、《大淖记事》等展示乡风民俗的小说并 不太多，像《黄河东流去》(上)、《人生》那样在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描写乡村生活 的作品也少见，这些作品与当时的创作主流有着一定的距离，在整体创作格局中暂时处 于边缘地带。此时的乡村小说主要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而进行创作，这一创作选择具有 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自建国至“文革”结束的这段历史就是政治书写的历史。在这段长 达近30年的期间内，政治因素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文革”结束之后紧接 着的又是急剧的政治变化、发展，所以从政治角度反思历史、反映现实在所难免。然而 ，对于艺术思考而言，政治文化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狭窄的视域，它局限了作家的文化 视野，留下了许多文化盲点。自然，乡村小说创作中显露出来的文化盲点可能也是当时 文学创作整体的文化盲点，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农业文化积淀的农业大国而 言，七八十年代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盲点更集中地体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创作局限 ，乃至一个农业大国的文化缺陷。因而，揭示、剖析乡村小说创作的文化盲点具有重要 的意义。 所谓文化盲点，是指因社会认知主体自身的素质局限或因外界事物的屏蔽而被社会认 知主体视而不见的社会现象或文化特质。七八十年代之交乡村小说的文化盲点主要存在 于对极左专制路线的批判和对延续一个时代的激进政治思潮的反思方面。此时的乡村小 说创作虽然在总体上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农村在建国后经历的曲折和不幸与一个时代的过 失密切相关，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却出现了种种判断失误与认识偏差。笔者认为失误 与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一阶段内的许多作品都将一个时代的偏颇与失误归咎于少数人的所作所为， 而忽略了时代的偏颇与失误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些人中，有的激进蛮干，如《剪辑 错了的故事》中的老甘，有的品德败坏，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陈秘书、李部 长。但更多人物同时具有双重缺陷：他们既有刚愎自用、浮躁冒进的政治过失，又有自 私自利、心术不正的品格劣迹，如郑百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向塔山(《甜甜的 刺莓》)、杨文秀(《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夏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等。尽管作 家承认极左路线与专制主义是乡村不幸的根源这一大前提，但在具体描写中却把乡村的 困窘与不幸归之于这部分人的行政失误与品格缺陷。例如，张铁匠的命运几起几落和他 与妻子的悲欢离合主要是由夏谋的不断加害以及其妻兄王木庆的为虎作伥所致，四姑娘 许秀云的坎坷身世与精神磨难则由政治流氓郑百如一手造成。笔者认为这一创作倾向并 非作家们的“特殊艺术处理”或“春秋笔法”，而是一种由时代的局限所致的艺术认识 偏差。在此，我们仅以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犯人李铜 钟的故事》中，是“带头书记”杨文秀给李家寨“带来一场灾难”。出于出名升官的自 私动机，公社书记杨文秀决定让包括李家寨在内的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 他在歉收之年率先提出“大旱之年三不变”(产量不变，对国家的贡献不变，社员口粮 不变)的豪迈口号，强征李家寨10万斤粮食。当他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 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时，李家寨已开始剥榆树皮，杀耕牛充饥了。断粮7天后全大 队490人全都得了浮肿病，此时上级拨来了救济粮，但杨文秀找到了用玉米包皮、红薯 藤、麦秸制成的“化学食品”，他在向县委“报喜”的同时，“谢绝”了救济粮，并告 诉县委：十里铺公社的粮食根本没问题。尽管作者渲染了特殊的时代氛围，因而在一定 范围内揭示了杨文秀的所作所为的历史内涵，但作者的文笔主要集中在对杨文秀的作为 的谴责与批判上。作家明告读者：是杨文秀由个人私欲所致的行政过失把柳树拐、椿树 坪、竹竿园等大队的社员推上了逃荒的风雪之路，把李家寨人推上了死亡的边缘，并最 后造成了李铜钟的悲剧。拿作品中的人物老杠叔的话来说，这一切是由于风把“电话线 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所致，而当“被大风吹断的电话线重新接通的时候” ，“党中央发现了这场严重的饥荒，采取了有力的善后措施”。鉴于个人行政失误的经 验教训，作者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县委书记田振山的内心独白发出呼吁：要制定一种法律 ，严惩那些“吹牛者”和“迫使他人吹牛者”。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所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60年的“春荒”期间，但“春荒”是195 8年“大跃进”的结果。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肇始于一种时代的自 信。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人们豪情满怀，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从1952年起，我国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时 取得了全面胜利，阶级状况和社会形势持续向有利的方面发展，与此同时工农业形势喜 人，国民总产值逐年上升，于是激奋、乐观、自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或社会心态 。在这种亢奋的时代背景中，党中央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尽 快地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在随后的社会实践中，实践主体对自己 的能力更加自信，认为社会与自然等实践客体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而发展的，进 而这种认识凝结为一种偏激的哲学意识：人的“主观能动性”能战胜一切，只要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人民群众将无往而不胜。激昂亢奋的社会情绪在这一哲学依托上最终生 成一种浮躁冒进的社会性思潮。“大跃进”仅仅是这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的表现之一。滥 觞于过分自信的激进时代的思潮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特质在思想意识领域和社会实践方面 的反映，是生成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农耕文化在前工业社会阶段的表现之一。在 中国人重新获得决定自己命运与前途的自主权之后，在他朦胧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在世 界整体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之时，他产生了走向“现代化”的渴望，树立了“赶超”世界 先进国家的雄心壮志，但他所处的文明层次决定了他的认识能力：缺乏现代工业理性依 托的农耕文化使他在认识外部世界和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时只能以生成于农业文化氛围 中的经验判断和直觉感悟为主，他缺乏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支撑的思辨以及他那 低下的认知能力难以保证他在社会实践中不走弯路。因此，我们说“大跃进”的失误是 一个时代的失误，激进的时代思潮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缺陷的外在表现。这种激进 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生产中的突出表现是：超越实际的生产水平， 不断提纯公有化程度，强行改变生产关系，违背自然规律和农业的基本规律而进行生产 ，脱离农村现实，浮夸冒进。因而1958年前后乡村的种种动荡与不幸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会以少数人的“偶然”行为表现出 来。他们的行为，无论是表现为像老甘、杨文秀那样激进蛮干，还是表现为像郑百如、 夏谋那样为非作歹，都体现了中国农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可能行为或必然行为。对 于文学创作而言，作家有责任揭示少数人的“偶然”行为所包含的历史内容。然而《犯 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并没有揭示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尽管这些作品相当成功地塑造 了一批乡村极左路线代理人或时代的弄潮儿的形象，使其具有典型性，但这些形象的“ 典型意义”仅仅负载着作者囿于政治文化或政治社会学范围内的浅层次思考，这些思考 并不指向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或“国民根性”。当作者在政治文化范围内寻找个人的行政 失误或品格缺陷与乡村的曲折经历和不幸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他朝向深层次文化的探寻 就被阻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