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3)03-0079-05 1 引论：近代报刊的民间化和政党化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兴。“凡具数百元之资本，即可创设报馆”，[1]于是，各种新 创报刊层出不穷，成一时之潮流。仅上海一地，1901年～1911年10年间就出版各类日报 和期刊一百多种，这当中还不包括数十种小报和一些仅知其名但已无从详考的报刊。[2 ]“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 犹茶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近则上海各马路之烟 纸店，均有报纸出售，于是报纸有渐与日用品同其需要之趋势矣。”[3]戈公振这段话 ，从报刊发行的角度清晰地描述了百余年间，报刊如何一步步地由一种不被理解的新鲜 事物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的大量报刊基本都是民办报刊。办报人大都没有官方背 景，报馆运营以民间资本为主体，报刊的预想对象也是一般的社会民众，甚至连印刷、 发行都体现了明显的民间色彩。民报勃兴打破了甲午之前官报和外报对报刊传媒的垄断 ，反映了从晚清开始的大众传媒的“民间化”趋势。“相对于官报和半官报，民间化即 是非官方化；相对于外报，民间化则意味着本土化。”[2]民办报刊的相对独立性，使 得它在政治国家之外逐渐开拓出一个新的自主性的社会空间。这是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组 织起来的阅读和交谈网络，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民众都可以在其中方便地获取信息， 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过去只是“一姓之私”的国家大事 ，这时也被当成关乎所有人的“公共”事务接受普遍的关注，承受“公众舆论”的批判 和监督。正如戈公振所描述的那样，“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 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3]在这个意义上，民办报刊 实际成为一种沟通社会民众和政治国家之关系的公共机关，它所拓展的社会空间，正类 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批判性的“公共领域”。 辛亥前后，由于报律松弛，民间报刊的发展更加迅猛，但有相当数量的都是政党报刊 。有的直接以某个政党的“机关报”面目示人，有的虽然自诩为“公共舆论机关”，但 实际上在人事组成和资金来源上都和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 每次论辩实践的交往前提都在于参与者消除和超越党派偏见与自身的特权。这两个前提 必须得到实现，这甚至应当成为辩论的成规。”[4]在他看来，政党组织的偏狭眼光和 固执态度，会破坏公共讨论得以实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前提，从而瓦解“公共领域”的 “公共性”。民初众多的政党报刊，大体分成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阵 营，它们尖锐对立，为各自的政党利益互相攻讦征伐。再加上每个阵营内部还有派系分 化以及其它一些小政党的刊物，整个报界几成“混战”之势，不只人身攻击，甚至还发 生了殴人毁报的事件。在此背景下，“报纸之功用，纯为私党之利器，互相攻讦，互相 诋諆，而全国报纸，遂无复虚心讨论之心矣”。[5]而一般读者想借报刊自由发表意见 更是不可能，“于是‘议论公开’之说，在我国遂未由实现!”[3]因此，后来罗家伦在 讨论“公共舆论”的建设问题时，第一条就是“报纸公开”：报刊“不但不能受政府或 社会的干涉，而且不能为私人所独占，为党派作机关”。[6]报刊的民间化和政党化两 种趋势的并存，显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公共空间”拓展过程中的内在悖论：一方面， 大量民办报刊的出现为形成一个以公众讨论为核心的社会交往空间提供了可能；但另一 方面，报刊不断增强的党派意识又妨碍着理性的公开运用，使平等、开放的公共讨论很 难展开。“公共空间”在凭借报刊得以建构的同时又在自我瓦解，既不断扩张又处处自 我设限，呈现出特殊的中国的现代性状况。 作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注：本文讨论的《新青年》指 《新青年》月刊，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终刊于1922年7月1日，共9卷54期，不涉及后 来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新青年》第一卷时称《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 《新青年》。)即在此背景下诞生。从它恰逢其时的创刊，到最后颇具吊诡意味的终结 ，其间戏剧化的演变历程，也正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悖论和紧张。本文既不着重关注近代 基层组织和地方精英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也区别于哈贝马斯本人从政治功能角度强调“ 公众舆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而是赞同李欧梵先生的策略，即把整体性的“公 共领域”(public sphere)分解可为复数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把它看做是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注意对报刊这一文化形式的演变作单独的考察。通过对“ 通信”栏目由“大众”而“精英”而“政党”演变历程的梳理，本文试图廓清《新青年 》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如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发生器，最终 又是如何被政党意识形态所瓦解，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报刊这一印刷媒 体，营造自己的言说空间，发出一种既不同于官方又不能归入私人的“社会”的声音等 种种问题。 2 前期：《新青年》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新青年》创刊伊始即设立了“通信”栏目，并在创刊“社告”中特意说明： 本志特辟通信一栏，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 ，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 虽然刊物初创时表现出某种明显的“圈子色彩”，但设立“通信”栏目意味着对读者 参与权利的承认和鼓励，使刊物一开始就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而“质析疑难发舒意见 ”云云，则是想把散漫自由的书信往来导向严肃的讨论，但这个规划很快就落空了。 《新青年》第一卷的通信数量、篇幅俱少，第五号甚至付诸阙如。观其性质，大多是 对读书、就学等实际事务的咨询，比如上海有何好学校，自修“中文洋文及算学”应如 何着手等等。本卷通信总共14封，这类书信就占了七八封之多。不过陈独秀倒不以为意 ，有信必答，态度平等而热情。一卷二号上李平投书询问上海的法文学校事，顺便提及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一书，陈独秀就在回信里用了不少篇幅引经据典地比较克鲁泡特 金的“互助论”与达尔文的“竞争论”之异同，以至于后来李平不禁称赞道：“谆谆不 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7]虽说这个时期的“通信”未能成为“质析疑难发舒意 见”的园地，但其事务咨询的功能，倒也与既“改造青年之思想”又“辅导青年之修养 ”的刊物宗旨[8]颇为合辙，更重要的是，编者、读者之间平等开放的交流形式已经确 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