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4-0128-08 1984至1987年间，寻根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广为流行。这篇论文的意旨在于，将寻 根文学现象与拉美国家的背景对照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这一短暂而重要的文学运动的 强势点和弱势点。 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80年间的现代文学长河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时期比1985年前 后那个时期的文学更有成就。未来的学者将会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我的 推测是，这归因于中国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重新定位，以及它第二次向国外开放 的跨文化互动新景象。中国大陆文人(这里主要指长篇和短篇小说家)开始投入更多的时 间去阅读和研究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伟大文学个体：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詹姆 斯·乔伊斯(1882—1941)，威廉·福克纳(1897—1962)，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 1)，川端康成，以及拉美文学近期的三位代表人物：巴尔加斯·略萨(1936— )，豪· 路·博尔赫斯(1899—1986)和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而这三位在整个70年代并 无只言片语被译介入中国，他们也完全不为当年的中国读者所知。当然在这些拉美作品 中也有一些未曾被忽视的例外，不过那也是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例如巴勃罗· 聂鲁达(1904—1973)，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亚马多(1912— )。而 到了1979年后，情况则大为改变。 一 第一篇有关当时拉美文学最重要组成部分——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的论文， 研究了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他曾在1966年和1967年分别获得列 宁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篇论文于1980年发表于中国最热门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文学 杂志《外国文学研究》。(注：朱景冬、孔令森：《魔术现实主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 ，载《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第136-138页。)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将MagicRealism中的“magical”译为“魔术”时，他们的脑海里充斥着它仪式化的层面，亦即 “magic”意味着拘泥于形式。然而后来，就在这本杂志1984年末的那期(确切的说是圣 诞节当天)发表了另一篇研究论文，该论文的作者使用了“魔幻”一词，而这个生造的 新词更好地表述了“magical”文学和艺术层面的蕴涵。(注：陈众议：《拉丁美洲文学 的崛起》，载《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第59-64页。) 其实早在1984年圣诞节之前，中国文坛就已经掀起了对拉美文学的狂热兴趣，并且势 头发展迅猛。80年代初，上海的《外国文艺》杂志登载了马尔克斯以及博尔赫斯、略萨 的短篇小说。与此同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结集出版了拉美短篇小说。1982年 ，马尔克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集，此书 几乎囊括了他在1950年到1981年间较为重要的作品，除了《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 》。同一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4位拉美作家的代表作精选集，向人们展示了15个拉 美国家的9条不同的文学轨迹。这使得好奇的中国读者领略到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 、略萨、卡彭铁尔、罗莎等作家的作品。1983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拉美文学作品的译介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略萨的《绿房子》和《“大教堂 ”咖啡馆里的谈话》，以及一本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选集。 1985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李欧梵的《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这篇文章在当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欧梵向中国读者介 绍了与马尔克斯可堪比肩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1928— )。他向他们推介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在那时的中国成为被 阅读最多的捷克小说家，然而他还是没有能够达到马尔克斯受欢迎的程度，并且他对中 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李欧梵很明了这一点，他特别说明这位作 家来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为他完全被昆德拉迷住了，而中国文革后新一代作家的楷 模们不该仅来自欧美国家，也应包括直到70年代末期一直被忽视的亚非拉美国家的作家 作品。对共产主义国家流亡作家作品的翻译阅读是中国的一个新现象。昆德拉堪与马尔 克斯史诗气质相比肩的抒情诗气质迷住了李欧梵。在中国传统中，抒情视野比起史诗或 戏剧视野要重要得多，李欧梵对此很清楚。(注：这里李欧梵引用了雅罗斯拉夫( Jaroslav)那篇著名研究论文中的观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载《Archic Orientation》1957年第25期，第261-263页；收入李欧梵编：《抒情诗和 史诗》中《雅罗斯拉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 页。)不仅对他，而且对无数昆德拉的中国读者而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唤起了 他们对司马迁(公元前145—86)那句名言的回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 鸿毛”。这句话写于司马迁给任安(少卿)的信中，其时他刚被汉武帝下令(公元前141— 87)处以宫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