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6-0093-04 一 公元1993年，中国文坛因钱钟书《围城》版本问题引发了一场不太引起学界注意的小 小论争。这次论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建设性成果，但它对创作学、版本学、文学批评及文 学史写作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甚至让笔者听到现行的许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内 部一种隐隐的裂帛之声。 这场论争因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围城》汇校本构成“侵权案”而引起。参与这场论 争的有施蛰存、黄裳、朱金顺、陈思和、何满子等先生，他们就作品修改和校勘问题提 出了各自的观点。 这场论争涉及的既是一个学案又是一个法案，问题本来就很复杂。而在讨论时，论者 或站在作者的角度，或站在读者的角度，或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或站在版权者角度，或 不时变换角度，结果问题越裹越复杂，谁都有道理，谁都无法说清道理。实际上，撇开 法律版权问题，再来看由“汇校本”引发的讨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文本修改，二 是版本校勘。修改主要属写作范畴，校勘主要属研究范畴。作者写作既有修改的自由， 也当有修改的自律。手稿中的修改和初版之后的修改又不能等观。修改还包括他改的问 题。校勘的内容更广，应包括所有的修改及作者的笔误、印刷的误植等，不同版本的汇 校自然是它题中应有之义。对修改和校勘既要分观，又要通观，能如此，问题就十分明 了。但中国现当代许多作家和学者似乎不太明了这些问题。于是就有现当代文学史上作 家肆意修改作品并反对研究者汇校的现象。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等少数人对修改和校勘 问题有明确、严谨的态度。 钱钟书本人对《围城》汇校本的出现似乎十分不满意。据报导钱钟书收到“汇校本” 以后对人说：“什么汇校本呵，这是变相的盗版嘛。要使用我的作品，也不预先征求我 的意见。再说，个别排校错误，或者疏漏之处，我在再版时已经改了过来，作者有对他 自己作品的修改权呀，有什么必要特别将它标明出来呢!”(注：徐公明：《是是非非“ 汇校本”》，《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10月2日。)如果此报导引言确实，说明钱钟书除 对侵权愤怒之外，对修改校勘等问题也缺乏严谨的态度。钱钟书虽然有大量谈论修改问 题的文字，但多半是从写作角度谈论而较少从校勘学角度去看修改。在《谈艺录·七四 》中他对王安石爱改他人之作深加讽刺，说：“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 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说 王安石对他人之作“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是“集中作贼”( 注：钱钟书：《谈艺录·七四》(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5页。)行为。而《 管锥编》中对删削他人之作而能“剥肤存液、点铁成金者”又加以赞美。在手稿中对院 本小说之遭删抹改窜而难见真面目又表示无奈：“使原作显本还真，其志则大，其事则 难。犹洗铅华以见素质，而已深入腠理，揭代面以露真相，而已牢粘头目矣。”(注： 舒展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3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232页。)此话甚至也 表达了钱钟书对校勘学的畏惧。对修改自己的旧作，钱钟书更表示了一种矛盾的看法。 在《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他说：“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 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 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紧接着说：“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 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同一文中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发掘史料工作表示了老作家常有 的心态：“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 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 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 ’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钱钟书不同意汇校《围城》是否也有此心态呢?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钱钟书对修改和校勘的认识是使他允许自己去修改《围城》而反对研究者去汇校《围城 》的重要内因之一。 二 《围城》的修改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修改现象中的特殊个案。《围城》 初刊于《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25日)至《文艺复兴》第2卷第6期(1947年1 月1日)。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6月初版单行本，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第三版 。解放后，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新一版。以后1981、1982、1985年连印3次。1 980年的新一版可以说是《围城》的定本。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月的新二版没有 再改动。《围城》作过多次修改，其中有两次是全面、系统的修改：从发表本到晨光初 版本是一次，从初版本到新一版又是一次。从新一版到定本作者又小改三次。《围城》 汇校本是以发表本、初版本和定本为依据汇校的。据龚明德先生统计：“修改总计三千 余处，涉及内容变动一千余处。”(注：龚明德：《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 版，第346页。)这些修改，内容繁复，涉及典故、比喻、结构中的枝节、太露的描写、 外语原文及音译等等。但以一句话概括两次大改的特点，似乎可信：“对初刊的修改， 多所痛删；对晨光初版的修改全然是精磨细琢。”(注：张明亮：《论<围城>的修改》 ，《钱钟书研究》(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82页。)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修改现象已引起少数研究者的注意，不过他们所做的多属个案研 究，且重在从写作或创作角度去研究修改的价值。修改被看成像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 》中借用苏联作家惠列赛耶夫所说的艺术的“实物教授”，是“不应该这样写”与“应 该那样写”之间的比较。目前能看到的研究《围城》修改现象的一两篇文章也侧重在这 一点。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围城》从发表本到初版本到定本的变化，往往会得出越修 改越艺术的结论。其“删”成为为保全艺术整体美的“割爱”技巧；其“增”成为增添 作品精致美的高超方略；其语言的清理、文字的修改也就成为“更合乎逻辑”、“更合 乎情理”、“更精炼”、“更丰满”的榜样。其修改内容自然就成为钱钟书艺术理论的 完美体现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围城》的修改，是‘学者’修改‘作家’……《 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论著中有大量关于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我发现 都被作者运用到《围城》的修改中去了。因此，不言而喻，考察《围城》的修改，是具 有典型意义的。”“这也是作家对学者理论的一次大规模全面的实践”，因而“定本更 为光彩照人”(注：张明亮：《论<围城>的修改》，《钱钟书研究》(第1辑)，文化艺术 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82页。)。于是，读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从《围城》的修改 技巧中得到技巧，研究者尤其是拜“钱”者能从《围城》的修改内容中领略钱氏艺术理 论的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