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4-0120-08 一 历史叙述从来是国族意识形态建构的最坚固的手段，但中国新时期文化意识的变革却 终究要走到重述历史的这一步。80年代以来，在理论视野日益扩展的情形下，主流文学 史的叙述显得愈发滞后。早在1985年，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就以“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的长文提出了重构文学史的尝试。而自1988年开始的《上海文论》上的“重写文学 史”专栏，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史革新的开始。 将《上海文论》上的前后8期“重写文学史”专栏的文章集中起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 研究者“重写”历史的逻辑套路。这些文章均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体性理论出发，以 为作家的主体为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蒙蔽，故而没有正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或本质 。此栏的第一篇领头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对于被当代文学名著柳青 的《创业史》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评。柳青的《创业史》被文学史称为“反映我国农村社 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著作”，但此文却认为由于《创业史》按照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有 关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安排人物及其冲突，故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虚假性。譬如 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不久就得到了平反，但柳青却毫不敏感，仍在《创业史》批判刘少奇 。柳青本是以长期扎根农村“深入生活”而著称的，但此文认为在政治教化下柳青已经 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结果只能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中筛选生活，从而构成了“人物服务 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千真万确”的情形。在对于现当代文学名家 如茅盾、丁玲、赵树理等人的“重评”中，其逻辑无不如此：由于作家没有遵从自己的 主体感受，而受制于外在的政治理念，因而未能反映生活的本质。 在笔者看来，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在历史观上其实并无差别。他们都认为，历史存在着 真实的本质，文学之伟大便在能够表现这生活的本质。主持“重写文学史”的陈思和与 王晓明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 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对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 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只要我 们粗浅地了解主体是为社会所构建起来的道理，我们便会发现这两位主持人所说的两条 达到生活“本质”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出来的。我们实不必苛责柳青，试问哪一 位作家在当时能够凭借自己的真实感受，察觉到了刘少奇路线的正确。究其实，重写文 学史者只不过依据现在对于历史的重新认识，重新评判过去的文学罢了。比如从前批判 刘少奇是正确的，现在看来则是错误的，那么《创业史》之批判刘少奇则就未能反映生 活的真实。这样一种生活真实观和历史本质观，不能不让人担忧，如果生活的“真实” 与历史的“本质”随时代的变动而不同，“重写”文学史还有什么意义呢?“重写文学 史”可以说因其历史观的限制，而堕入了困境。 80年代在西方红火起来的新历史主义，适逢其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内在的需要决 定了我们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取舍，而新历史主义又对我们的历史叙述以及整个研究观念 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重写文学史”开展的1988年，乐黛云在第3期《文学 评论》上发表了名为《历史·文学·文学史》的文章，介绍在美国召开的中美比较文学 会的情况。此次会议正是以“历史·文学·文学史”为名的，旨在以西方新近的新历史 主义观念整合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乐黛云在此文的开头就专门介绍了两篇重要的理论 阐述论文：一是此次会议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Earl Miner的开题之作《历 史、文学和文学史》，二是北京大学杨周翰的《历史叙述中的虚构》。Earl Miner提醒 人们历史的观念本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们笼统地谈论历史，却不注意“事件 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述说的历史无非就是某些人对历史事件的 知识’，这种知识又是‘基于历来的记述’，‘基于述者本有的知识和他当时的欲望与 希求’，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的记述都不可免地包含着记述者的虚构。”杨周翰则具体分 析了构成历史叙述的虚构性的来源：“首先是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其次是在这些材料上 总会套上一个由文化所决定的某种文学模式，例如写成悲剧还是写成喜剧或是笑剧；第 三，要把历史写成一个言之成理的故事，就要用先验的推理去发现事件背后的思想或动 机，寻找事件之间的联系；最后，外加上去的模式具有指示性和比喻性，企图引起思考 和感情上的反应。这样，历史家构筑成的历史恰恰反映了他自己的头脑，但历史家的头 脑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必然和历史人物的头脑不同，历史家所作的任何推论都可能是 歪曲和虚构。”从学术上看，Earl Miner的观点和杨周翰的论证可以说没有任何创意， 他们全部来自于新历史主义，或者说是对海登·怀特的理论的复述。但这种介绍对于陌 生的中国学术界却是新鲜有用的，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对于国内学界重新思考文学史叙述 问题会大有助力。乐黛云在介绍这一理论的时候，是有着明确的文学史变革的意识的，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一向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目前，文学理 论的发展十分迅速，文学批评也由于各种流派的作品的涌现而发生着急剧变化。相形之 下，文学史却沿袭着过去的传统，进展迟慢。”(注：乐黛云：《历史·文学·文学史 ——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侧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可惜的是 ，正在热衷于“重写文学史”的人们似乎未对于这种介绍投以更多的注意。1991年，深 具影响的《读书》上刊登了赵一凡撰写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这篇文章对于新历史 主义的谱系的介绍应该说加深了国人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印象。新历史主义真正为国人所 知，是在这一理论被翻译过来的1993年。不知是否是巧合，对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介绍 翻译集中在1993年。张京缓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出版。此书是以1989 年出版美国学者H·阿兰穆·威瑟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蓝本编辑的，收录了斯蒂 芬·葛林伯兰特(Stephen Greenblatt，此书译为葛林伯雷)和海登·怀特(HaydenWhite)等人的多篇文章，这部书可说是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的标志。同一年，中国社科 院外国文学所编撰的《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也出版了，此书翻译了葛林伯兰特、霍华 德、多利莫尔、伽勒尔的五篇文章。还是在这一年，拉尔夫·科恩的《文学理论的未来 》在中国翻译出版，内中包括海登·怀特的《“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 史写作》和布赖恩·斯托克的《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二篇重要文章。新历史主义 理论之介入中国学界，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文学的认识，“重写文学史”式的 历史重述模式由此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