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寻思批评新路向 近一两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没有“退场”和“缺席” ，依然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因缺少力度和强度，影响越来越有限，这已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始终困扰着文学批评界，也迫使文学批评界面对困窘的现状作 出自己的深入反省。 在2002年年底于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与会的专家学 者在研讨新世纪文学的走向时，就对文学批评的尴尬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检省，提出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如白烨认为，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两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一 是由于批评家的文学观念、批评习惯和批评方法较少变化和相对滞后，现在的文学批评 只能对应部分文学现象，如现实主义的文学现象，而对除此以外的尤其是新的文学现象 ，则看不清楚，也说不明白；还有就是在批评的表述上因欠缺通俗性和可读性，在与媒 体批评的竞争中常常处于下风。这种隔膜和自闭状况如不尽快加以改变，文学批评将会 越来越走向边缘化。张柠、荒林等也认为，现在的文学越来越具有商品化的趋势，文学 不再像过去那样是美学的自足体，而带了明显的商品秉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文学 这一特殊商品的分析，仅仅用美学的方法已远远不够了，必须引进“商品分析”的方法 ，以及有关“资本运作”的理论。现在在文学的生产运作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已在形成自己的生产机制与价值标准，而在文学批评中，与之相对的应有的机制与标 准并未建立起来。 王晓明在2000年3月2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一文，明确提 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与过去的文学的最大不同，是它所置身的整个社会文化生产 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文化管理政策、文学的发表/出版/销售体 制、文学教育、文学消费趣味和购买能力、文学从业人员的物质生活状况、集体历史记 忆、跨国资本、文学翻译等十个方面。例如，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协会和出 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发表/出版方面转移；而发 表/出版方面一方面实行产业化，全力追求利润，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它 对文学的制约就尤具特色。王晓明因而断言，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已经形成，它充当 了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 2003年4月2日《文汇报》报道的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文学评论》编辑 部在江苏周庄召开“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研讨会，也较多地涉及了新的文化/文 学生产机制问题，包括这种机制的产生，它的动力、运作规则和自我调整能力等等。南 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特别关注的是这个生产机制中的几个环节，其中之一是有关 市场的概念，目前文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空业；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如果 把文学当作文化产业来做，能不能创造最大利润就不知不觉地会成为衡量作品好坏的基 本条件。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大谈市场，而且以此为话题可以制造出 各种热点来，这就是市场所造成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在“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的研讨会上，许多与会学者指出，当代文学批评界对 上述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以及背后的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明显缺乏足够的重 视，或者视而不见，继续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去看待和讨论创作问题，或者虽然注意到 了，却只是用“商业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的西方的概念做笼统的概 括。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我们就很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杂的文学现 实作出准确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 上海大学的蔡翔等人进而认为，一旦从生产机制的变化的角度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至 今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许多熟悉的现象就很自然地会呈现出新的面貌。比如，当代文学 创作中对“现代化”的尊崇与挑战，当代小说中的“底层”想像，90年代公共生活的巨 变与创作的“私人化”倾向的多重关系，当“现实”重新成为创作重要题材时，当代小 说的暧昧性质等等；在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各种新的文学命名，如“新历史”、“新 状态”、“私语化”、“身体写作”等等，它们与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关系，文 学批评与“新意识形态”的关系，“纯文学”观念的历史及其涵义的转变，媒体批评的 兴盛和文学批评的“经院化”问题，也都可以由此得到新的解释。有的人还由此指出要 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制 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望 。 在考察文学的演变与现状时着意强调生产机制的观点，也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郜元 宝就认为，许多批评家包括研讨会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 ，但如今却转向了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这种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方法 论上的转变，是否会令人以为我们将更为关注文学的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 关心?当全神贯注于文学的外部因素的时候，是不是会减弱了对于文学本身、内部因素 的关注?李杨也认为，这种将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截然分开并进而强调后者的文 学本体意义的观念，本身就是80年代的特殊的现实和政治环境的产物，是在当时的社会 和思想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一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与当时流行的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 代等二元对立观念相结合而形成的。 目前，有关文学生产机制与文学演变，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讨论，还在继续发展之 中。这一问题的深入研讨，无疑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文化/文学现状，并进而使文学 批评重显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