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3-0141-06 乡土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所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还在于它可能展示了一个更接近于 自然本色的生活风貌。对乡土文学作家而言,独特的风俗、风情、风景等地域文化特征 ,是与生俱来的创作资源,不需刻意追求生生不息的人世沧桑,才是他们始终要关注和 表现的对象。所以,面对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乡土文学的创作,我们在审视这个相当 个性化的文学现象时,理所当然要注意这批作家对生活和文学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文学价值取向。同时,在今天研究和弄清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批判别有用心者试图从 文化上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险恶图谋。 一 1977年8月,台湾文化界爆发了为期半年之久的“乡土文学”论战。在此之前,“乡土 文学”也只是黄春明等少数作家的一种个人创作倾向,并不引人注目。正是这场论战, 把乡土文学一下推到台湾文坛的前台,使乡土文学开始成为台湾文学、台湾文化甚至台 湾政治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次论战的背景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但正如它的影响涉及 到文化与政治领域一样,可以肯定这不完全是个文学的话题。表面看,冲突主要集中在 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认 知上。但也有敏感者根据乡土文学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将之类比为大陆30年代 的普罗文学。与之相似的,还有从乡土作家的本土特征以及乡土文学作品对台湾基层人 群的集中展现,而将之视为台独意识。在支持乡土文学的一边,则比较多的是站在传统 文化的立场上,从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出发。其实,这些何尝不都是偏差。相比之下, 作为乡土文学作家之一的王拓,所撰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 文,最能代表乡土文学的立场。为了说清“乡土文学”的本质,王拓甚至以否定“乡土 文学”概念的面目出现,以强调和突出现时所谓的“乡土文学”,其实就是现实主义文 学。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主流尚不在王拓等人一边,所以他的观点没能受到应有的 重视。以至直到今天,台湾还有人利用这一认识上的分歧,来含混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 的本质。 从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头看,王拓所言极是。这一文学潮流在起始阶段即显示出了 清晰的现实主义文化精神,实践者所看重的正是文学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 1973年8月,《文季》创刊。这是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刊物,也是台湾当代文学 中现实主义精神再次崛起的标志。其发刊词《我们的努力和方向》写道:“《文季》是 个文学刊物,但创办它决不是为了消闲”,“如果还有那么一种人高蹈于现实之外,以 一种贵族姿态自诩个人的吟风弄月可以给予人们以永恒的安慰,无疑那不仅是自欺欺人 ,而且也是对艺术的一种奸污了”;“现代文学的任务不是别的,而在如何透过艺术把 人们从以往那种伤害斗争中引向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文季》的态度,与1921年文 学研究会成立时的宣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 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 作。”稍带说一句,我们这里的比较,有追索渊源和寻找内在联系的用意。我们通常说 文学研究会树起了“文学为人生”的大旗,那么,也可以说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也是明 确地树起了“文学为社会”的大旗,文学倡导者和参与者所渴望的是文学为着社会理想 贡献它的力量,关心和干预社会现实的内核是昭然若揭的。因此,所有简单地把这一文 学潮流看作是抵御外来文化或归于普罗,或不顾事实地说是“台湾意识”的,都属于理 解上的偏差或误导。 黄春明不仅是标准的乡土文学小说家,也是其重要的理论家。他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很 有意思,是把文学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交织在一起,构建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他说: “所谓艺术不艺术,那要站在什么角度看,我说这东西很艺术,你不认为。你说那个很 艺术,我不认为。到底谁是谁非?这只有符合社会进步的一边,才产生了价值。艺术这 东西,也应该对社会的进步有帮助的才有价值。不然说他是怎么艺术得不得了,又有什 么用?”[1]黄春明的小说充分验证了他的文学价值观。他笔下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小人 物”世界,为他赢得了“悲天悯人”的赞誉。需要说明和辨析的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 乡土文学虽然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缺少文学的艺术性。 这与许多作品具有社会价值就容易忽视艺术质量的现象不太一样,黄春明等人创作出了 一批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艺术精品,其风格和成绩都颇接近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 土文学:充实与艺术、艺术与深刻并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比较能够说明这一时期 的乡土文学,在本质上就是现实主义文学。 在创作实践中,乡土文学作品的题材与主题,一般都明显地呈现出关怀社会、直面人 生的基本特点,描摹出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当代台湾生活图画。一般的文学选本中经常 会收入黄春明的《溺死一长猫》、《锣》,陈映真的《夜行货车》、《上班族一日》, 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小林来台北》,王拓的《金水婶》,宋泽莱的《打牛湳村》,杨青矗的《低等人》等作品。这些作品当然是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包 括其他大量未进入“名著”行列的乡土文学作品在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一个基本 现象,就是乡土文学作品无不以农民、工人、小知识分子、小职员、小市民等当时台湾 下层社会普通小人物为对象,作家着力描写的是他们经济的困顿、生活的无奈和挣扎的 痛苦。作品对社会现实客观存在的不公、黑暗和落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嘲讽。 如果将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另一位稍早一些的台湾乡土小说代表作家钟理和的创作相 比,则更容易发现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直指社会现实的特征。钟理和1960年去世,他的 文学活动主要在50年代。钟理和在台湾文坛有“农民代言人”之称,他是一位擅长以故 乡美浓为背景,描写客家农民生活的小说家。钟理和艰难的生活处境以及他对农村生活 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对穷困潦倒的农民非常同情。钟理和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描写某种 艰难的生活,在于表现出一种艰难生活中的充沛的人性,但他并不暗示或去挖掘个中的 社会原因。直白地说,钟理和的作品仅止于对农民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批判现实的成分 并不明显,比如他的故事较多取材于日占时期,与他生活的现实环境有一定的距离。这 可能是50年代台湾政治、文化环境较为险恶的结果,也可能是钟理和个人的性格和审美 意识使然,这里不必作过多的探讨,但我们从中是不难看出70年代乡土文学与钟理和在 对文学——社会关系认识和态度上的差异,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钟理和作为台湾一位 重要的乡土文学大师的评价。事实上,钟理和以下层劳动人民为表现对象的创作思路, 给了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以许多的启示,两者之间是有着内在的承继关系的。